我幻想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的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地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苏青在天堂里见到上帝，上帝问她：

　　“你是谁呀?”

　　“我是文人苏青。”她回答道。

　　上帝想了想，毫无印象，只好摇摇头，用抱歉的语气说：

　　“瞧我这记性，比从前差多了。为了对付夜里失眠，人间的书我也常读的，怎么就忘了你的名字呢?”

　　“汉文书您只怕不大看的吧。”苏青大失所望，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一级台阶去下。

　　上帝全知全能，别说读汉文，就是读梵文、拉丁文、吐火罗文、希伯莱文也不成问题，但他承认自己的阅读范围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还要狭窄些，他知道的最后一位中国作家名叫鲁迅，也只漫不经心地读过他的《狂人日记》。

　　她从上帝那儿讨不到一句评语并不稀奇。在人间，能读汉文的全球十四亿华人中真正知道苏青好处的也并不多啊!那块墓碑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何况她的骨灰已被亲属带到国外，大书小写都全然失去了意义。当然啦，这些年国内也出版了她的小说和散文，但总与张爱玲纽结(称为“捆绑”也许更恰当些)在一起，成为一对“上海宝贝”，可是绝大多数读者只买张爱玲的账，不买苏青的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当沪、广两地的“小女人散文”悄悄火上一把的时候，评论家们才恍然大悟：“张爱玲、苏青那会儿写的不就是小女人散文吗?!”有张爱玲罩着场子，苏青总能叨陪末座。这很难说是什么了不得的光荣，反而是一种尴尬。“当年可不是这样的!”苏青心中颇有点愤愤不平，闷闷不乐。

　　一、这个女人不容易

　　苏青的经历远不如张爱玲那么有传奇性。张爱玲先嫁“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嫁美国白胡子左公赖雅，缠绵悱恻的故事成色十足，尤其是她与胡兰成的那档子事儿，经由三毛的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加以铺排和渲染，早已将人们的胃口吊得高与天齐。苏青嫁的却只是个没出息的少爷，为讨取家用她挨了一巴掌就甩手离婚，这哪有一点罗曼蒂克的色彩?那些专喜欢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到处传播谣言挑拨是非的长舌妇，也嫌这故事忒老套了些，真没劲。再说，张爱玲性格怪僻，平日不待理人，凡事懒得计较，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神秘;苏青则是个直肠子，言辞爽利，动情时摘肺掏肝，生起气来呼天抢地，行事则风风火火，清浅得有点让人一览无遗(尽管张爱玲并不这样认为)，简直像是邻家大嫂，过于操心，过于惹眼，反而拿捏不准火候。此外，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写得特别撩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中的调情话至今读来仍令人想入非非，够一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学上三天三夜，也够一些刀枪入库的老年人回味三天三夜。苏青就没这个本领，《结婚十年》并未引领好奇心十足的读者窥见红绡帐里的半点风情，只是独沽一味的自说自话，文笔的摇曳生姿也救济不了情节的平淡无奇;那篇《蛾》写了一位欲望受到压抑的女子，在静夜连喊三声“我要……”、“我要……”、“我要……呀”，也只是草草地与人偷吃了禁果，受了一番流产的苦痛，仍要去做那扑火的飞蛾。这有什么新鲜呢?如今不知有多少女子正乐此不疲。尽管苏青写起散文随笔来远比张爱玲大胆泼辣，但今人嫌她的那点痛快劲是过犹不及，仿佛是拉断了皮筋的弹弓。

　　时代性啊，该死的时代性啊，它是文学的红眼仇家，“时过境迁”这四个字不知使多少文章变得一文不值。张爱玲是天才，她的翅膀能凌越时代高飞而起，飞往光明的所在;而苏青，可怜的苏青只是个顶尖的人才，没有天使的翅膀，她只能在大地上盘桓，终于留在那个时代愈益浓重的暗影中，一天天模糊下去。

　　张爱玲写过一篇《我看苏青》，笔下真心诚意地讲：“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在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讲得更明确：“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张爱玲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她与苏青并没有同行生嫉妒，而是惺惺相惜。苏青也说过女作家的作品她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还盛赞张爱玲为“仙才”。对于张、苏二人的“互相吹捧”，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偏爱冰心、丁玲的读者固然不认账，就是喜欢张爱玲的读者也觉得她过于谦虚了，苏青怎么能与她相提并论!

　　苏青就这么憋憋屈屈地被人踢来踢去，像只泄气的皮球。你若肯认真读一读半个世纪前她的文字，读懂了——不是说读懂了字面意思，而是读懂了她的心灵，读懂了她的生命，也会由衷地赞美一句“这个女人不容易”吧。逆境造就了她，时代造就了她，这样一位于平朴处见奇特，于奇特处见平朴的女子，对她，人们真该换一副眼光去打量和看待。

　　离婚前的苏青不叫苏青，她本名冯允庄，最初发表文章时，署名冯和仪。苏青是浙江宁波人，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靠庚子赔款放洋的留学生，母亲是教师，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苏青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为了结婚的缘故。这场婚姻当然是旧式的，与“爱情”二字根本不沾边。她在大学时曾有过一回动情，但开头算不上浪漫，结局也只剩下悲凄。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里，应其民知道她有了未婚夫，惟一过激的反应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我是多余的。”她也没想过要打破什么包办婚姻的桎梏，也无法安慰他，两人就这样哭过一场算了，真令人丧气。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苏青自始就不是一位敢打冲锋的女性主义者，后来她成了过河卒子，不要命地往前冲，都是被生活的鞭子猛可间抽打成那样，完全无可奈何。冯和仪的丈夫李钦后做过律师，但不曾出人头地，他缺少那股子杀出血路的精气神。“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这是旁观者张爱玲对局中人苏青婚姻的看法。而当事人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苏青颇感无奈地说：“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当少爷在外面胡来，交不出家用，只交得出一记响亮的耳光时，他的话更令人伤心：“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于是，苏青决定争一口硬气，她离了婚，含辛茹苦地带着孩子，单靠一支钢笔挣饭吃，她正有满腹的苦水要倒，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凡物不平则鸣，这么说更好，也没错的。“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苏青能把上海沦陷区的人招引过来，苦其所苦，愤其所愤，悲其所悲，拥有一批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她于愿足矣。

　　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这个以写作维生的女人身上有张爱玲所说的“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能唤醒人人熟悉而又常常忽略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的回忆”，她认为，天下决没有逃避责任的母亲，她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女人可以不惜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他们都应该是我的，是我的呀，我要抚育他们到长大，我要!我要!我要!”又是一口气四个“我要”，但这一回她催动的不是《蛾》中的情欲，而是母爱。惟其割舍不下这份母爱，她无论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有人说，苏青的眼光过于近视，看到的只是女性的生存状态，没有更高层次的考量，没有更高境界的鼓动，于是，她才会卑之无甚高论：“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深切……”今人不喜欢苏青，也就是因为她的思想贴地而行，又过于泥泞，把真话当真话说，把酒精当酒精卖，太老实了吧?

　　苏青之前，没有一个中国女作家像她那样直言不讳地谈性，她把女人温情脉脉的假面撕掉，还原出一张“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真面目，逗号前移一格的效果不仅会使无数花容失色，也令一些卫道士暴跳如雷，她的“赤裸裸的直言谈相”却又令许多正人君子挑灯夜读，捂在被窝里窃笑。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因为年轻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论红颜薄命》)

　　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论离婚》)

　　他说：“我不会使你养孩子的。”她点点头，眼泪直流下来。她知道，她此刻在他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蛾》)

　　这是个退潮的时期，人心彷徨，畏缩，什么都行不通，女人究竟如何是好呢?目前只有一条路，即卖莺是也。……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少数男人之手，女人没有别的特殊东西可以与之争衡，只剩下一个女人的肉体，待不卖莺，又将何为?(《女性的将来》)

　　她拿捏得非常之准，就像是一名心中有数的“内应”，伸手揭看了两性关系的最后一张底牌，这能讨好吗?她没打算要管住自己的嘴，别人——尤其是大捞猛料的新闻记者和杂志编辑——自然乐得从她那里听到“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之类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惊世骇俗原是最招人骂的，但她不怕挨骂。“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她这样的发言多了，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

　　苏青索性豁出去了，她懂得女人，也深知男人的机心，同样不肯饶过。在她看来，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些见异思迁的花心萝卜，家中有一个妻子，外面还要有情人，仍不满足，于是就去嫖。她用拉家常的语气谈这些事，而且妙语连珠：

　　嫖对于男人本来是稀松的事，并不是男人非吃这汤团不可，也决不会有男人拿汤团来当饭吃。太太好比阔人家的饭，虽然不一定需要，不过一日三餐的时间到了，总不免要循例的扒上几口。交际花是精美的点心，也可以补饭之不足，然而不一定人人都吃得起，吃得起的人也决不肯天天只吃此一种。(《交际花》)

　　对于男人在外面如何如何，她不曾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她只是恨那些一意在外面胡调鬼混而对老婆孩子不管不顾大撒把的男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怂恿那些日子过得不顺心的家庭妇女都去做娜拉，破釜沉舟，与丈夫一刀两断。她反而是苦口婆心劝她们要审慎，劝合不劝离，对于世道的艰难，她看得非常清楚：“ 娜拉并不是容易做的，娜拉离开了家庭，便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她真正关心的是儿童公育、职业妇女受尊重、避孕方法的改进这些基础项目，她的姿态始终都只是一种弱者姿态，偏偏同时代的人还认为她过于好强。

　　在张爱玲看来，苏青“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的确，苏青与男人往感情深处交往，总能让他们感到安心，而且令他们觉得不亏欠她什么，凡事都该由她自己负责。这样一来，她在谋生之外谋爱时，想要的新式文人的自由和旧式女人的权利就必然发生冲突，难免失望，她所接触的男人都是那么恶心，那么小气。她曾说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的隽语，然而，又有哪位男朋友能安慰她?苏青离婚后，身边从未缺少过“风雅之士”，他们赞赏她的文章，引她为红颜知己，还与她推心置腹，可说是亲密无间，“结果终不免一别”。她从温馨的情境中跌到冷漠的现实里，发现“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恨也是没用的，她的个性解放远不如萨特的情人波伏娃，甚至还不如乔治· 桑那么彻底，乔治·桑运气上佳，能一连遇到两位有恋母情结的大才子——缪塞和肖邦，苏青则连这样的人影子都没见着。苏青恨过之后，却还得与那些男人周旋，她离不开感情的牵引和温慰，人生的寂寞是一块大冰，总得想法子化解它吧。对方虚与委蛇，她却是全情付出，“吃了亏，没处诉说”，拿得起放不下，又如何能在两性游戏中潇潇洒洒?“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幸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三、在沦陷区打拼

　　在张爱玲的眼中，苏青的长相不错，她曾对胡兰成说：“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有点胭脂。”可惜能看到这一层的人不多，苏青也自觉相貌平平，算不得美女作家。她还特意在《女人与老》一文中忠告过别人：“尤其是写文章，女作家若不肯老老实实写，只一味表示自己美呀，年青呀，喜欢风花雪月呀，则即使人家承认你是美人了，又与作品的优美何涉呢?”她不知道，后世的美女作家竟别出心裁，在裤衩上印上自己的花容去当街广告，或在各大门户网站贴出裸体写真，她生不逢时，终于没能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蛇鼠成群，怒视苏青放言无忌，眼红张爱玲出尽风头的大有人在，小报便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她们，挖苦她们。苏青与张爱玲被称为“小姐”，在某些苍蝇似的小报作者看来也是对神圣称呼的亵渎，令他们痛心疾首，“不禁汗毛为之站班”。张爱玲懒得理睬，苏青却有话要说，而且是惊人之论：

　　……不过据鄙人的意见，“小姐”称呼原来只要她未嫁就可，至于其本身是否处女似乎可以不必过问;否则，每个女人一定要经卫生署检定确实膜的部分并无破裂现象，然后才颁发“小姐”身份证明书，则滔滔者上海小姐恐不多矣。——你的汗毛要站班，伤了风可不干我们的事。(《小姐辩》)

　　真是铁齿铜牙，什么东西都不愁嚼不烂。但把精神徒然浪费在打这一类无甚紧要的嘴仗上，不免让人为她感到可惜。大翻译家傅雷肯化名“迅雨”去批评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却对苏青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不屑一顾吧?她的心思太散，不够凝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那样潜心于创作。

　　写作之余，苏青还罄其所有办了一份《天地》杂志，她与张爱玲初识便缘于约稿，那句“叨在同性”的话差点令张爱玲为之喷饭。与张爱玲一样，苏青心里面也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要不然她的重点作者名单中就不会列入汪伪政权中的要员周佛海、陈公博，也不会包括粘连着汉奸嫌疑的周作人。她与陈公博过从甚密，更是贻人口实，小报上便一再暗示她是陈的情妇。她的文章发在汉奸刊物《杂志》里，也被人诟病不休。她承认自己缺乏抗战意识，但也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保持中立总还是可以的吧，莫非男人丧权辱国，却要孤儿寡母宁死不屈?这是哪儿的道理?艺术家应爱惜羽毛是不错的，可是总还得吃饭，身先不存，文将焉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也没几人有资格去说，那些国统区里只钻钻防空洞的“救国英雄”还是自己先照照镜子吧。苏青的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便有人将她与陈公博的交往用连环画的形式大加丑诋，还诬蔑她广蓄面首，大敲竹杠，无所不至其极，简直就成了一位放荡不羁的妖妇。有人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什么“ 苏青听见胜利和平了便大哭三天三夜，眼泪哭出十大缸”啦，说什么“苏青把家具什物装了六卡车不知逃往何处”啦，更有“苏青羡慕做妓女”——“苏青已经做妓女”——“苏青做妓女没人要”之类的连轴“新闻”，有人将她比拟为“马寡妇开店”中的马寡妇，破口大骂她为“劳合路上夜莺都不如的”。小报如此胡诌还可理解，连《文汇报》那样的大报也在1945年9月6日创刊号上横切一刀： “……至于色情读物，年来更见畅销，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一致的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性的诱惑!”这时期，抗战刚刚胜利，价值标准混乱不堪，大抵有一种现成的看法，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怎么样的胡说八道都不算过分。

　　欺负弱者以逞其强，这正是某些文化人表明革命立场的最佳法门。一本仅出过一期的《前进妇女》即直呼苏青为“文妓”，并要求国府“严惩”，罪状令人闻之变色，“霸占文坛，造成一种荒糜的文风……奴化上海妇女的思想，麻木反抗的意识，使人忘却压迫，忘却血的现实”，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既然她写的都是些充满毒素的书籍，自然该当销毁，禁止流通。张爱玲被抓进班房后，“文化街”那些没心没肝的书贩倒是乐了，他们拿了苏青的书，正好可以赖账，吃定苏青这会儿无依无靠，又撞在刀口上，不敢与他们对簿公堂。那些奸商凌孤暴寡真是会找时机。面对种种欲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舆论，苏青仍不肯忍气吞声，她的愤怒形于辞色，在《关于我》一文中，她直陈胸臆：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1945年，上海光复，原先在沦陷区笔歌墨舞的文人都纷纷改换笔名，惟恐洗刷不尽过去的干系，这种近乎赖账的方式究竟比掩耳盗铃高明几分?苏青却还是本色的苏青，“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大报担心会受到她的骂名连累，不肯接纳这样的顽固分子，她为了一日三餐，还得烹文煮字，因为“胜利不曾替我带来生活费，相反的是物价更高了，我不得不在挨骂声中日以继夜地写下去”，文章发在小报上，委屈在“木匠强奸幼女”的标题之下，她也忍了，毕竟做人的原则未变。曾有人劝苏青识一回时务，撰文吹捧某位妇女界的大领袖，只要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对方稍稍援手便能改善她的处境。可是苏青的骨头太硬，对此婉言谢绝了。在许多人看来，苏青太倔犟，太执拗，太不识相，那就让她受穷，让她在唾骂声中万劫不复。他们搬出“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话去咒她，甚至连苏青的全部积蓄一朝失窃也有人拍手称快，人心之卑劣一至于此!

　　四、连环劫

　　尽管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至今仍是当年那片沦陷区的废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她们的风光只能算是昙花一现。张爱玲大智若愚，眼见花开无人赏，别人的热闹与自己毫不相干，赶紧远走高飞，她知道远方不一定有纯金，不一定有理想国，但远方有自由。苏青留了下来，在上海紫祥里扎寨，报考文化局开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政治课考得一塌糊涂，国家领导人居然只填出毛泽东一个。落榜后，她得到夏衍的特殊关照，这才咸鱼翻身，成了那个戏曲编导班的学员。结业后，她被分配到芳华越剧团当编剧，凭着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写出了不少好剧本，《卖油郎》创出当时上海最佳票房效果，《屈原》获得华东戏曲会演一等奖。她似乎又找准了自己全新的定位。昔日那种烟火气浓郁的小说和散文她已无心再写，也没有地方可发，在国统区死不肯改的笔名现在也乖乖地改了，将苏青老老实实地还原为冯和仪。好日子这才刚刚开个头，《司马迁》的剧本正在“妊娠反应”，厄运就从天而降，政治运动的风暴掀翻了汪洋里的无数扁舟，她也不能例外。1955年，著名学者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警方抄家时，发现了一封冯和仪写给贾植芳的长信，尽管只是探讨与司马迁有关的学术问题，苏青却受到株连。她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坐了一年多的黑牢。出来后，她已被开除公职，可说是贫病交加，一无所有，令她极度寒心的是，当她求助于至亲骨肉时，也被拒之门外，对方声称已与她划清界限，从此断绝往来。“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会变得寄人篱下吗?”她早先提过的问题仍显得太乐观了一些。

　　“他们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

　　早先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过的这句话，现在竟应验如神了。她一辈子都仿佛在激流中扑腾，想抓到一块可靠的浮木，先是男人，然后是孩子，结果如何呢?他们都从她眼前漂走了，她什么都没有抓着，终于遭到灭顶之灾。晚年她卧病在床，只想看一眼自己出过的书，这个合情合理的心愿也颇费周折，才好不容易得到满足!

　　苏青一生一世付出爱的情感，一生一世诚心诚意地做“红泥小火炉”，让别人暖手暖身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位于平朴处见奇特，于奇特处见平朴的女子，就这样含恨而逝，她再也无法看到身后的那点荣光仿佛“流萤渡高阁”似地在世间闪现。其实，她大可不必太担忧，文学史不可能总被“独眼龙”的左公一手遮天，论及抗战时期上海的废墟文学，“苏青”总还会与“张爱玲”成为荆棘鸟的两页翅膀，驮着歌声飞向远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三年后，她的骨灰被次女李崇美带出了国门，在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她能够安息吗?苏青曾在《归宿》一文中言之凿凿地说过：“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将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但愿苏青的灵魂已升入天堂，未尽之才得到充分施展。

　　但愿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宁谧，不再拍遍午夜时分的寂寞栏杆!

　　作者：王开林

　　

　　云幕低垂，冷雨敲窗。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五位。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

　　她叫苏青。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20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好似一部书的封底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缘观点、旨趣趋同成为至交。若就当年影响说，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

　　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阅历上较张爱玲博杂，充任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她肖虎，颇有虎气。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成败在己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生活失检，英年早逝。苏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泊于国事。

　　苏青在中山公学(初中)时，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在一天天变大，“丑”便欲盖弥彰。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深闺中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用模拟独幕剧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讯。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自发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五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

　　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希望她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这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敏感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三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羽毛渐丰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客观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苏青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死了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也相继问世。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文/ 张昌华

　　张爱玲与苏青的交往，是从苏青1943年秋创办《天地》杂志向张爱玲约稿开始的，那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人又是有架子的，稿子不肯随便给人。苏青颇知人心理，在写给张爱玲的约稿信中，打性别牌，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心就软了，何况《天地》也并非末流刊物。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文章摘自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作者：赵朕，王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