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评论家不看作品做出的判断是谎言

　　张颐武不久前曾指出“从文学创作来说，2008年是个小年，一线代表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刘震云等都没有推出作品，他们的空档期造成社会对文学界的关注不够多。”王安忆通过某报的转载文章看到这段文字，她觉得十分纳闷。称自己去年一头一尾，在《收获》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张颐武作为文学评论家，总不能连《收获》这样的文学杂志都没有看过吧。王安忆说，“你可以说我表现不好，但不能说我不写。评论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断。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判断，令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谎言。”王安忆称，几年前她在和德国汉学家顾彬交流中，对方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在当代中国轻而易举就能“推翻”一个作家？

　　张颐武：希望避免无趣和无谓的争议

　　针对王安忆的批评，张颐武表示：“我充分理解王安忆女士对于自身作品的高度重视和珍惜，并非常钦佩她据报载‘可以说我王安忆表现不好’的真诚和宽厚。但正如王安忆女士对于评论家提出的要求，王女士在发表意见之前应该对于评论者的见解有一点实事求是的了解和掌握。客观了解他人观点，尊重他人其实是自重，仓促地对他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提出相当严重的诸如‘谎言’之类表述其实会使社会减弱对于作家的高度尊重。”

　　张颐武称，钱钟书先生的一个见解值得我和王安忆女士共同回顾：“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与陷害，终还算得上‘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希望钱先生的见解对我和王安忆女士都有所启示，避免无趣和无谓的争议，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到自己的本分。

　　“你可以说我表现不好，但不能说我不写。评论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断。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判断，令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谎言。”

　　——王安忆

　　“王女士在发表意见之前应该对于评论者的见解有一点实事求是的了解和掌握。客观了解他人观点，尊重他人其实是自重，仓促地对他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提出相当严重的诸如‘谎言’之类表述其实会使社会减弱对于作家的高度尊重。”

　　——张颐武

　　作者: 吴波
附介绍:
王安忆（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人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北京文艺》1980年6期）等雯雯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为题材，表现其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心理描写见长。8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力于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恋”等。90年代以后开始追求新的叙事风格，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等为代表，她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近来语言变化更为明显，由简洁而趋拥挤，如《长恨歌》等，对上海这个城市作细致入微的繁复的描绘。
《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自称“也不敢对80后们发言”———

　　王安忆的“谨言”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传说中的她从不上网，也很少面对媒体，被老记们称为“文学界的王菲”。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话的语速很快，偶尔也夹杂着使用一些网络语汇和英文单词，比如“我当初的作品现在看起来很‘菜鸟’”，并不像传说中那般老陈而封闭。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登上当代文坛的她说：“那些所谓的80后，炒什么炒，二十几岁写作不是很正常嘛。”

　　有批评家称当代文学史出现了一个“断层”的现象，王安忆说，“70年代的作家我还是满意的，80后的问题是蛮奇怪的，我暂时看不到跟‘经典写作’接轨的作者，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也不敢对80后们发言，因为他们一个个骂起人来都挺厉害的。但是我想这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王安忆除了创作，还兼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职位。对于作协主席一职，王安忆回答得特别坦率，“我不坐班，不开会，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你知道事务性的会占了绝大多数，平时主要是写作和讲课。”

　　现在的王安忆已经带了五个硕士生，对于自己当老师的评价，她笑着说，“学生应该还是蛮喜欢我的吧。”曾经一度传出王安忆要求严格，招不到硕士生，王安忆说，“第一个学生，我当时确实蛮厉害的，我也没经验，她也怕我，后来我发现对他们的期望太高了，现在我比较客观了，他们还要找工作呢。”对于总是有读者粉丝来听课，王安忆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小孩子们就是要凑个热闹，他们看见我了，就行了，也不见得每次都来，学生们也忙得很。”

　　对于中国的“都市文学”为什么缺席的问题，王安忆曾经写道，“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过程缩减了，形式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此制度外的人成了城市生活的英雄，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中国的城市还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突之下，人是散了神的……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过于接近现实提供的资料。”

　　7日，一场名为「从张爱玲到王安忆━看海派文学的阅读与出版」的小型座谈会，在台北市长官邸举行，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杨泽担任主持人。刚回到台湾的知名文学评论家，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的王德威，和来自上海，在台湾进行访问的上海《文汇报》副刊部主任萧关鸿，针对主题进行对谈。王德威清楚介绍了海派文学的过去发展轨迹，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萧关鸿却明确指出，大陆文坛从来并没有针对「海派文学」做过讨论。

　　30年代，上海作为当时人文荟萃的都市，独领风骚，影响所致，依然可以在现今的许多文化脉络中找到痕迹，城邦出版集团董事长詹宏志，担任开场引言人，即表示「不管是张爱玲亲身经验中的上海，还是作家白先勇记忆中的上海，上海都市生活的丰富性，依然存在於现代的生活之中」；他且以流行音乐为例，30年代的上海时期，当时歌手周璇的抒情小调，依然影响了今天的歌手，如蔡琴等人。

　　但是面对文学，同时也身为台湾麦田出版社社长，王德威引进了大陆许多知名的作家，如王安忆、苏童、莫言等人，他脉络清楚地说出「海派文学」的发展来由。他说，正如学者安德森「想像共同体」的理论，海派文学的发展与平面媒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18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平面媒体《声报》便在上海创刊，其他相关文学文化的媒体总共有23种，对於思想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都有绝对性的影响。

　　同时，在文学与消费结合的情况下，上海文学在描述都市生活的繁华与堕落的风格下，自成一格，当时也引起以鲁迅为首的「五四文人」学派，对於海派文学的诸多贬抑，指称其为「鸳鸯蝴蝶派」，会带坏中国文化的风气。

　　王德威也说道，「或许正因为海派文学，充满著奇异的智慧，有强调的表演性格」，虽然博杂，却也充满著「世纪末的生命力」，而其代表人物，除了早期的张爱玲，还有《啼笑因缘》的张恨水，还有今日大陆作家王安忆、苏童、叶兆言、须兰、铁凝等，甚至於因为情欲写作而遭到禁令的《上海宝贝》作者卫慧，以及《糖》的棉棉，王德威认为这都是不脱离海派文学的传统。

　　面对王德威对於海派文学的说明，萧关鸿也提出，在30、40年代，上海地区囊括了全大陆地区80%至90%的出版品，当时上海的文学发展，在张爱玲的出现的确是达到了高峰，但是关於「海派文学」的定义与讨论，萧关鸿明白表示，「在上海，没有针对海派文学的讨论，甚至也没有研究张爱玲的专家」，他说，关於上海文学的发展，在1949年以後就中断了50年，直到70年代末期，因为柯宁的〈遥寄张爱玲〉的文章才开始重新发现了张爱玲，更引起大家对於张爱玲的关注，进而到90年代开始有大批研究张爱玲的论述出现。

　　他更说道，上海文学的发展中断50年後，近来因为江泽民「发展浦东」的政策，於是上海的经济得以重新的开发和发展，否则，他说，「90年代的上海，其实和60年代的上海一样的沉寂」，如今，在「经济先行，文化滞後」的状况下，上海的市容每天都在改变，而文化的发展却还是滞後的。即便如此，他却依然表示，上海因为有著「渗入血肉」的「老上海」传统，加上有一流的编辑人员，文化消费力强的读者，上海的文学与出版还是大有可为。

　　针对萧关鸿的说法，王德威也表示，任何学派的定义，都是评论者的「後见之明」，企图为所有的作家寻找定位的光谱；如此，既然对於「海派文学」的定义无法讨论，那么就是现今的作家中，谁可以说得到张爱玲的真传呢？萧关鸿表示，就他来说，王安忆还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至於目前喧腾一时的卫慧、棉棉，他则认为，或许因为《上海宝贝》被禁的关系，所以才会造成卫慧的书籍成为人人争读的状况，大陆当局反而替卫慧做了最大的宣传。

　　王德威则认为，或许是「上海」二字，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魅力，於是书名取为《上海宝贝》已经就增添了许多绮丽的色彩，若是取为「西安宝贝」、「渖阳宝贝」等，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

　　至於说到近来的上海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王安忆等人，王德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卫慧的作品是自导自演的『制作』，可以说是一位女企业家」，棉棉的作品则「除了表现出都市生活的颓废、虚无主义，以肉欲表现折射出没有希望的城市外」，棉棉更具「感伤与内省的内涵」。至於王安忆，王德威逐一分析了她的作品，从早期描绘上海的浮华炫丽，如《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纪实与虚构━上海的故事》等，到近期作品《忧伤的年代》侧重於描绘上海市民生活粗俗和平凡写实的一面，王德威说，「王安忆的确是创作力惊人的作家」，可是，面对今日的上海，王德威说，王安忆还是有自己的迷惘与不解。

　　在10月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安忆曾公开的表示，自己不是张爱玲的传人，也反对大家如此的看待她。她更表示，张爱玲的作品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运作下的商品贩卖，然或许也如王德威所言，上海的特殊背景，是「海派文学」作家特有的创作资产，「海派文学象徵的是城市与消费欲望的互动，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城市是否还有任何的欲望值得书写，因为当城市欲望不在时，就没有了张爱玲和王安忆」。

　　刘佳玲/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