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冰心的小说在知识阶层与坊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随着1949年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而被人们忘却。直到新千年的世纪之交，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重新定位和展开讨论，梁、林夫妇的名字也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泥沙中再度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文化学术的贡献伴着当年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跃入大众的眼帘。

　　2001年12月6日，南通地区有学者名陈学勇者，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了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冰心写讽刺小说与林徽因送山西陈醋给冰心享用之事，皆来自于李健吾的这篇回忆文章。据抄录者陈学勇说，他是从“不为世人所知”的多人合集的《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中查找到李健吾这篇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文章的，陈转抄后属于第一次重新公开发表。

　　看来这位转抄者陈学勇是比较佩服李健吾之才识的，他评价道：“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群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费慰梅花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

　　又说：“李健吾非常敬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李健吾的原文与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想不到此文惹恼了一个叫王炳根的人，王氏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者，在他的《梁实秋的私行》(《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上述文章做了引用，借此对冰心的品行给予了质疑。王炳根读毕，立刻感到从头脑到周身“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还)有了不能不说的冲动”。在一股强大的激流冲击下，王氏泼墨挥毫，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辈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其立论点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林徽因才华过人确实不假，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在同一层面上与其对话的人也没有，如袁昌英、陈衡哲(算是前辈)、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杨刚、韩素音、丁玲、萧红、张爱玲等都与林徽因一个时代，有的还与林有一定交往。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那就是冰心。

　　二、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

　　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便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应为堂叔父)。林觉民在广州出事后，家里怕受株连，变卖了位于福州杨头口的住宅大院，而买房子的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1919年冰心随父从山东烟台返乡，住的就是林觉民住过的这座院子。

　　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

　　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按：照片可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插页)。按照王炳根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纪录”。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三、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王炳根认为，这段文字再度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

　　四、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60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王炳根《她将她视作仇敌吗？》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击。对于王炳根提出的第一条，陈学勇未能回应，应是当初所言确有些过分之故，让人抓住辫子竟有些鸭子吞筷子——无法回脖儿之势，只有装作没看见避而不答。

　　对于第二条，陈氏的回击是：王炳根只列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如同乡、同学以至对方与林徽因的友善，并不能说明冰心与林徽因二人之间就不能“结怨”，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二人在美国绮色佳的留影，没有看出有多么亲密，只不过是一般青年的聚会场景而已。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对于第三条，陈氏认为，所谓冰心赞美林徽因的文章仅限于林的美貌与文才，所涉人际关系，只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但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有的却溢满情感。冰心在文章中为什么干脆不提林徽因？不行，因为该文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面向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大批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当年在文坛和海外的影响。何况文中列举女作家数十位(按：文中冰心列举了前辈的袁昌英、陈衡哲等，后辈说到了舒婷、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岂能置林徽因而不顾，这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的。面上不得不如此，但私下里就不一定了。陈学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对于第四条，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查研究，并举例说，冰心本人曾写过一篇胡适百年诞辰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中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就各载一封冰心致胡氏的书信，且从信的内容看出，不仅冰心本人与胡适有所接触，而且两家都有来往。可见仅凭记忆与当事人自白是靠不住的。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不搭界。只要看一下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就知道冰心笔下的太太影射的是谁，因为徐志摩在《偶然》一诗中关于云彩的意象是众所周知的。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陈学勇还引用了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冰心对徐志摩罹难后与林徽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证明二人性格与处世哲学的不同，意思是林对徐敬重、爱护有加，而冰心“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载《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王、陈论战一时无果，而作为读者的大众自有不同于二人的看法。

　　就陈学勇的最后一段话而言，怕是对冰心的“意指”没有琢磨透彻。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信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徐志摩的“微词”是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怜悯与冷颜之爱的，而这些“微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她思想的铺垫，真正的爆发点则落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面，这是一句颇有些意气用事且很重的话，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从文字上看似泛指，实为特指，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直到许多年后的1982年，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再次做过如下说明：“至于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在次年给陈的信中，凌叔华再度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凌叔华的表白，除了向陈存周说明他与徐志摩没有情爱关系外，还透露了文学史与徐志摩研究者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和破而未解的一个悬案，即徐志摩遗稿和日记到底流落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圈内人士通常所说的“八宝箱之谜”。为了“八宝箱”中的遗物，凌叔华与林徽因、胡适等人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但与已死去的徐志摩已经没有关系了。因凌叔华与徐志摩生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触与友情，徐对凌有所帮助，凌尽管没有给徐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致陈从周信)而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空谷回音》载《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联想梁从诫一提到冰心就“怨气溢于言表”，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其间必另有痛苦而又难以言传的隐情。假如同王炳根所说的那样，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不但没有结怨，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后代却又以德报怨，对与自己母亲友好的这位阿姨心怀“怨气”，那么不是梁从诫脑子有毛病，就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冰心可谓人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99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益寿齐彭。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却早早地于1955年51岁时乘鹤西去，徒给世间留下了一串悲叹。

     (摘自《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海南出版社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