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 

　　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

　　——杨义

     杨义：教授，博导。广东电白人，1946年8月出生。
    1965年－1970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起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并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著有《鲁迅小说综论》、《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海派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等30余种著作。
 
　　当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中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淡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似乎感觉到流派羽翼已丰，或南北文学格局已趋于明晰，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这场争论。文化的差异又渗透在这场争论的方式之中。早在6、7年前，已经渐渐带点京派精神领袖味道的周作人，就写了《上海气》一文，奚落上海多的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乐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周作人自称心里潜伏着“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这种骂座不敬式的文化批评，这种对上海气的鄙夷，是“流氓鬼”的表现。但是一旦面对具体的争论对象，沈从文倾于采用“绅士鬼”的态度，这位年轻的“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仿佛一位谆谆善诱的教师爷在规劝着一个调皮促狭的学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艺术之神谛视着骚动纷扰的人世间。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哪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

　　沈从文自然是讨厌“海派”作风的，但他在批评“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拉上北京的人物作为陪绑，以显示公允平正并无门户。他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的批评，是基于他的文学独立精神和纯艺术家的态度。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就透露过对文学精神堕落的忧虑：“从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一要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他是以文学的典雅的人文情怀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撑点的，因此行文中隐忧多于火气。然而在他这种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受到“海派”作家的反击之后，火气难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学者风范，又在《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对方的文章，并对自己所用的术语作一番严格的界定：“‘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的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作者已经改变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从容布道的态度，眉心已微微紧蹩，用语也带几分尖锐甚至刻薄了。不过，他依然把清除这种“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坏影响，作为南北两地作家的共同责任，并且特地说明：“杜衡君虽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的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这样，他把起而应战的对方排除在论争对象之外，使自己成为避开后卫和门将的足球运动员，可以从容不迫地射空门了。诚然是喷嚏也有打喷嚏者的文化方式，沈从文受海派风气的刺激接二连三地打出来的“喷嚏”，分明带有古都社会雍容尔雅的风度，先是掀起竹布长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皱鼻子的面容，轻松过后，又风度翩翩地向对方连称“失礼失礼”。“请多多包涵”。因此，虽然难免带点冒失，但终究没有留下多少宿嫌。从这里，也可以或隐或现地窥见“京派”作家节制、和谐而圆融的审美文化的心境。

　　杜衡对京派的反驳

　　作为海派之一翼，上海现代派作家的审美文化心境是敏感、亢奋而骚动的。他们在沈从文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迅即作出反应，跃跃欲试地似乎非辩个明白，争个高低不可。苏汶（即杜衡）在1933年12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尖锐地指出：“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称为‘海派’。”“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他一开始就连用几个“恶意”，把论争对方的动机置于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之上，颇有几分痛心疾首的意味。他皮里阳秋地讥讽北平的教授兼作家肚饱不知肚饿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甚至于，有些人确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压榨下，却还是很郑重的努力写着一些不想骗人的东西，却还因为居留的地点不对劲而吃人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脱上海气’，这真是叫我无话可说。”

　　作者的辩论手法不可谓不高明，他以守为攻，以悲论的语调诉述着自己一群的不幸和可怜，从而把对方的“恶意”置于以暴凌弱的尴尬地位。《老子》说，哀兵必胜。《孙子兵法》说，避实击虚，后发制人。假若说，沈从文的议论是攻势中带有宽容，那么苏汶的议论则在守势中充满心计。正是在这种退一步，进两步之中，他肯定了上海作家的艺术革新精神；“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这个“喷嚏”带点酸苦味，又带点自信力，是深深地噎进去，又猛然地喷出来的，其间耍了一点都市人的小聪明，却没有矫揉造作的君子风。

两个风格独标的梦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之争只不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插曲，两股文学支流的不期而遇的冲荡。在3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由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潮左右着整个文坛，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以讲究审美情趣或表现技巧为职志的独具风采的文学支派。应该说，这不是分庭抗礼、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流派，它们的中坚分子倒是声气互通的。沈从文是《现代》杂志的忠实支持者，施蛰存对沈从文的困境也不作袖手旁观。这种对同行的回护，说明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

　　新文学的流派之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退潮而发生分化不久就出现了。自日本归国的创造社和雄踞国内的文学研究会，因社会意识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发生撞击，其声势之大，火气之旺，为十年后的京派海派之争望尘莫及。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又猛烈地抨击了语丝派的“趣味中心主义”。这是东西方文化撞击中，作家的审美取向分解重组时出现的必然现象。社会学家布洛克（Bloch）在《个人解组与社会解组》一书中，曾经列举当个人遭逢巨大的社会变动而难以适应时，可能采取的五种心理取向方式：（一）返回原有的行为规范；（二）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设法为社会采用；（三）以各种反社会行为，如非行和犯罪，攻击现存社会秩序；（四）退出社会，避难隐遁；（五）以自杀解脱一切。周作人在北平延续语丝派遗风，并与新月派合流。在语丝残部向京派过渡之中，较早出现的《骆驼草》散文周刊（1930年5月创刊）已标榜“不谈国事”，“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的超然的文艺态度。周作人开始醉心于民俗研究，在《骆驼草》第一期发表了《水里的东西》，介绍俗称“河水鬼”的水中动物，希望“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可以说，这种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新月派尊崇人性的观念，凝聚成京派文学的文化基调。在布洛克所开列的五种文化心理取向中，它兼备了（一）（二）（四）三种，在兼容中显示了清明安和、从容恬适的心境。

　　上海现代派承袭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向内心掘进的取向，并且以作家叶灵凤为桥梁，把原来附属于浪漫抒情流派的现代主义因素，拓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前期创造社的小说，如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青烟》，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都触及到变态心理，甚至性心理的内在世界层面。郭沫若自称：“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意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意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广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一番意见。”叶灵凤时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他的《鸠绿媚》描写一个青年小说家抱着一个有“波斯月亮”之誉的异国公主的磁制骷髅睡觉，每夜都梦见这位波斯公主和他相亲相爱的香艳故事，把潜意识、性心理和梦幻交织成艳丽而神秘的艺术境界，它的文化情调是与上海现代派一拍即合的。叶灵凤介绍过西方的现代派作家，如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洛斯特，美国的帕索斯。他认为“现代小说着重于内心分析”。上海现代派聚集和发展了前期创造社，尤其是叶灵凤的这种文学向心取向，施蛰存自称：“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弗洛伊德）和H.Ellis（英国人类学家霭理斯）的影响为多。”他是以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和霭理斯的性心理学作为窥视人物内心世界的灵敏的透视镜的。从布洛克开列的五种取向而言，这个流派的文化心理是向（二）（三）两种倾斜的。在京派作家倾于民俗、倾于古朴的宗法制农村儿女，和上海现代派倾于性心理、倾于骚动的洋场社会儿女之间，他们对文学的本质、功能和生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因文化风气不同而对打“喷嚏”在乎势不可抑。也许这并非什么“恶意”，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去维护艺术的独立价值，只不过他们的文学渊源和文化心态各执一端，形成各具格局的群体意识罢了。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要理解审美的精魂古今代谢的秘密，是不妨透过历史的重雾，往来于京派的牧歌和海派的爵士乐之间的。

　　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还有一种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它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积极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推进文学与批判性的政治意识结缘，对一代文学的影响力和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力都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的规模。它的革命现实主义在茅盾手中显示魄力，在吴组缃手中显示圆润，在张天翼手中显示俏皮，在艾芜手中显示流丽，在沙汀手中显示苦涩，从而在相当广阔的艺术领域显示了它巨大的包容力。鲁迅则以杂文给这种创作方法增添了深刻和犀利，他的《故事新编》在时空错综中跳跃着反讽、变形，甚至怪诞。因此鲁迅曾说过：“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还说：“在当今中国，惟有左翼作家才对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是讲全国性“文艺运动”的情形。运动有运动的力度，却也有它对于非常讲究审美个性的文学创作的局限。运动要提口号，发指令，整齐步调，比如水灾来了大家写水灾，“九·一八”以后不管你有无这方面的体验，也在虚构着抗战文学。这就热情可嘉，却难以产生传世的艺术精品。因此鲁迅对自己后来没有写小说，因“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创作困境颇多感慨。他甚至认为萧军加入左联的事情，“现在不必进去”，“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这是对艺术奥秘深知三昧的人，在相对个人性的场合讲的真心话。它揭示了“愿”与“能”的矛盾，讲到了强制性指令相对稀松的“外围”文学生态环境。这种困惑中所包含的建设性欲望和思路，是每个处在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时代的人，都应深长思之的伟大遗言。

　　鲁迅以其深刻的“外围”思想启示后人，单一化和强制性的文学格局，是妨碍“新鲜的成绩”的出现的。因此，经过宽容而博大的文化胸怀改造过的左翼文学的关怀当代社会前进的文学精神和忠诚于真实的态度，于兼融古今文化精华和中外文学有益养分的，又经过与时俱进的改造的京派文化智慧，以及热情关注当代最新文学思潮、形式和信息，采取开放性的试验态度，同时又使之更多关注中国国情的海派青春活力，三者相互尊重和竞争，相互推动和补台，将有可能共创现代中国充满创新元气的文学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将提供丰富的可能性，从各个侧面释放出文化本土智慧和世界智慧的潜能，包容千姿百态的艺术个性创造，使现代中国的文学呈现出东方神韵、大国气象和世界胸襟。倘能对此有点绵薄的贡献，也就是我们对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当代价值了。（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