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940年代的上海小报是海派作家的文学园地之一，几乎所有重要的海派作家都在小报上发表过作品。有的海派作家还办过小报，也有的做过小报编辑。比如令狐彗(董鼎山)办过《辛报》，东方蝃蝀编辑《世界晨报》，文宗山(吴崇文)编辑《大报》，周楞伽编辑《小说日报》等。苏青、潘柳黛、予且、谭惟翰、兰儿在小报上的出镜率都较高，张资平、邵洵美、施蛰存、徐訏、“东吴女作家”也都在小报上留下过笔墨。张爱玲1947年复出后的文学活动均与小报和小报文人有关。邀请张爱玲写剧本的是文华公司的导演桑弧和负责宣传工作的龚之方，而龚之方的另一身份就是小报报人。除了《华丽缘》和《多少恨》连载于小报文人唐大郎主编的短命杂志《大家》，《郁金香》、《十八春》、《小艾》均在小报上。可见，上海小报与海派作家有着不解之缘，只是我们过去认识不足罢了。

　　苏青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名气很大。小报上说：公馆里的太太小姐们都把读苏青的作品当成时尚和潮流，谁不知道苏青，就会遭人讥笑，太落伍了。1980年代以来，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苏青也跟着升温，受到“张迷”们的青睐。当年上海报刊惯于把苏青和张爱玲联名，时下的“张迷”则喜欢把二人的作品连读。学界也是如此，只要是研究张爱玲的，必涉及到苏青。如果两位天上有知，定会欣慰一笑。张爱玲的成就远高于苏青，但就像当年在文坛上已经同出同进一样，她俩是能连成双璧的。她们的文学主题相近，都表现危机四伏、绝壁临头的女性生存空间，写她们如何突围。张爱玲用文学的想象将女性一步一步推向无光的所在。苏青则是犀利地一片一片剥落男性中心社会的华美外衣。苏青没有过人的理性，她把常识当真理传授给读者，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但“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注重文学的虚饰，飘渺而意味深长。二人相映成趣，苏青的“纪实”正好是张爱玲“虚构”的最佳注脚。

　　近年来，苏青的作品反复出版。仅坊间流传的小说就有《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蛾》、《两条鱼》、《胸前的秘密》、《歧途佳人》、《朦胧月》(片断)等。《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有《鱼水欢》单行本的记录，个别研究资料提到苏青写过《九重锦》，但这两篇小说始终没能找到。于是，人们猜想可能只是在报刊见了广告，而实际上苏青根本没有写过。现在，这些小说纷纷从小报中显露真身了：《歧途佳人》的初刊本《鸳鸯湖》，《朦胧月》的原文，《鱼水欢》，以及这里的《九重锦》，篇篇都有了着落。

　　《九重锦》与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一样，都是表达女性生存困境的。仍是惯常的写法，用第一人称把“苏青”也组织进小说，故意在“虚构”与“纪实”之间寻找结合点。《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以纪实为主，俨然自传体小说。《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表面上是虚构，却处处流露出苏青的痕迹。《九重锦》则不同，纪实与虚构了了分明。虚构的王小姐是觉悟前的苏青，与苏青向来厌恶的女性解放运动者一体。而纪实的“苏青”显然是一位大彻大悟的人，冷眼旁观中透出温情。

　　读懂《九重锦》的关键是了解王梅贞小姐。王出身岭南富有之家，因憎厌不学无术的南洋富商，逃嫁出来，参加过革命工作(不知是何种革命)，流亡过日本，最后来到上海。她喊着“女性解放”的口号，立志独立于世，做一名高尚、纯洁的职业女性，结果是处处碰壁，屡战屡败，濒于绝境，但仍痴心不改。与苏青其他小说相比，这个人物相对丰满，性格多侧面。除了遭遇职业女性的困境，更有自身的致命弱点。她一方面极力标榜清高，另一方面却卖弄风情，把“女性独立”的美好愿望全部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以曾经做过风流市长的日语翻译而自夸，见到小她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就自作多情，望眼欲穿地盼着做了外交官的老师来拯救她出苦海。王小姐的身上充满理想与现实、言与行的悖论。

　　小说中的两位人物始终无法沟通。在两人的反复冲突中，像镜子互照各自显出深度。衣食无着的王小姐企图用空泛无力的女性解放理论去挽救灵魂堕落的“苏青”，教她不要写色情文学，不要说“粗话”，因为“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而在残酷的生活中历练过的“苏青”却要极力说服迷茫中的王小姐，放弃虚无缥缈的想法，活着才是硬道理。二人处于一个张力场，王小姐的革命理论只滞留于口头，生存的紧张处处见证她的自相矛盾；苏青的“俗人哲学”倒是实用，终因缺失崇高无法让王小姐接受。这是两种价值观的比照，但你会觉得“苏青”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在俯瞰着王小姐。

　　这是由叙述者潜移默化的立场所决定的。小说对王小姐的人生哲学取了批判的姿态。与以往的苏青小说不同，《九重锦》首次将批判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压迫女性的男性权威社会，更指向女性自身的痼疾。住在“苏青”家里的王小姐，连工作都找不到，却不屑于烧菜、煮饭之类的家务事。不仅不能吃苦，还把“一个人舒服惯了，就再也吃苦不来”当作金科玉律。对待真诚帮助自己的人，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心安理得：随意指摘。抢占“九重锦”，表明了王小姐的自私和无礼。除此之外，小说还稍有深度地层露出职业女性团体内部的黑暗和弊病，同样是存在着投机取巧、势利做作、相互挤兑、巴结逢迎等等。王小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之人。这些“纪实”的描述再次解构了王小姐“不愿自堕人格”的“虚构”话语。

　　小说中也有同情和悲哀。同情是苏青一贯的感情色调。悲哀，不免是苏青人生感悟趋于丰繁的标志。说王小姐是“过了青春的老处女做着小公主的美梦”，半是理解半是嘲讽。也没有忽视王小姐善良的一面，如写她替那位偷吃巧克力的妹妹顶替罪名。结尾处还要想着替人赎回那件九重锦的旗袍，正是余音袅袅。

　　“九重锦”意象的运用也为小说增色不少。“九重锦”即是王小姐。它来自日本皇宫，出身高贵。它的美丽映衬了女性独立的虚幻憧憬。而在“苏青”看来，“九重锦”的“缎是厚重而带硬性的，花纹也粗条，不算顶考究”，尽管出身高贵，毕竟已沦落于街头地摊。它还不合时宜，浅的色调，凤凰牡丹之上灿烂眩目的银线，还有逼仄的尺寸，无论如何也不能穿在寒冷的冬天。就是这样一件不合时宜的“九重锦”旗袍最后还是上了当铺。失去“九重锦”旗袍的王小姐仿佛失去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但似乎并无回头是岸之意，她的偏执，她的病态，只能把她领向一寸寸无光的所在。

　　这篇《九重锦》是苏青小说中的另类。它不像大多数苏青小说那么亲切、直白，结构也不粗糙。它不是一味地自述，王小姐和“苏青”这两个人物好比是作者一副面孔的两个侧面，是昨日的苏青与今日苏青的纠缠，在这纠缠之中宣示了一部分都市人的生活哲学。小说并不厚重，但够让我们体会苏青何以是苏青的那点海派味道。

　　□ 李 楠　《上海文学》 2006年第01期2005年12月2日北师大乐育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