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团圆》后，张爱玲另一遗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15日正式出版。这是张爱玲首部英文自传体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

　　香港《大公报》消息，张爱玲的这部遗作一九六三年写于美国，但因一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至张爱玲逝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才有机会面世。

　　成书早于《小团圆》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The Fall of the Pagoda》是张爱玲早于《小团圆》写成的英文小说作品，也是她首部英文自传体小说合集的上部，下部为《Book of Change》(《易经》)。她一九六三年完成作品后，委托了经纪人和朋友寻找出版社把著作出版，五年内得到的回复都说这小说是关于主角在中国的童年生活，在当时的

　　美国没有市场。而宋以朗在张爱玲写给他父母的书信中，了解到张爱玲最后一次有一位朋友应承她再去找出版社，成功与否都会回来通知她，但结果是这位朋友不了了之，出版英文著作这件事就此完结。他说，从这段书信中，了解到张爱玲很想把英文著作出版，她从没说这些作品不好，也从没说不想作品出版，他看不到有什么理由现在不把作品出版。

　　《The Fall of the Pagoda》讲述女主角自四岁起与母亲放洋海外，其后父母离异、父亲再娶，女主角处身家族成员爱恨纠缠的关系中的成长故事，是张爱玲四岁至十八岁的回忆。宋以朗表示，该书完成于一九六三年，《小团圆》写于一九七六年，《小团圆》很多内容都是从《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译过来。《The Fall of the Pagoda》的手法较为直述，而《小团圆》的时空交错较为跳跃，将两书对照阅读，可让读者更能了解《小团圆》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而《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还提到一些童年及少女时期更多的细节，包括她与家佣很感人的一段关系，在《小团圆》中没有。

　　雷峰塔代表旧社会

　　该书以“雷峰塔倒下”作为书名，是代表封建制度下的旧社会的崩溃。宋以朗说，这句说话来自鲁迅的一篇散文，将雷峰塔代表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旧价值观的崩溃。他说：“书的起首讲述小女孩听工人说白娘娘的故事，说着说着，说到时势不同了，溥仪退位了，中俄战争的发生等，以前的社会崩溃了。”而张爱玲的家庭亦处于新旧社会的交替，

　　父亲既熟读四书五经，抽鸦片，但亦喜欢玩西洋车，母亲小时候扎脚，长大后却到欧洲滑雪和到地中海游泳，她的家庭亦处于新旧价值观的冲击之中。

　　在这部著作中，还可看到张爱玲运用的英文，有时候为了使外国人更能明白她的描述，她会加进东方式的语调，以英文写中国的成语，现在看来可能会感到有点奇怪，在外国人看来会感到有中国特色。宋以朗说，张爱玲自小已有写英文散文，到一九五五年移居到美国，她想写简单英文小说，而她一向认为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最好，所以该两本小说都是写自己的故事，但均找不到出版的机会，令到她彻底失望，以后再没有写英文小说。

　　《瞄》文化月刊主编林沛理在看完该书后，认为该书只是将张爱玲的《私语》的内容放大，更多细节，只是重复地述说她童年的家庭关系，由她父母离异，她从父亲和后母的家中逃出来，到与母亲和姑姑生活。这段家庭关系影响着她的一生，她不断重复地叙述，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心理治疗。但对张爱玲读者来说，她只是用另一种语言去述说同一个故事，没有太多新意。

　　下一本小说是《易经》

　　宋以朗表示，今年是张爱玲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九月份再出版张爱玲的另一部英文小说《Book of Change》(《易经》)，同时亦会出版两部英文小说的中文版。

　　《Book of Change》写及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念书的回忆，从书中看到很多小说中的人物和桥段都来自在香港这段生活。同时亦会出版两部英文小说的中文版。

　　此外，他还计划今年内出版《张爱玲私语录》，内容包括宋以朗母亲记下张爱玲私语录约三百多句，以及谈到关于张爱玲与宋以朗父亲、母亲的交情。

　　明年他则计划出版《张爱玲书信全集》，辑录张爱玲与宋以朗父母以及她的一些朋友的通信。

来源：中国新闻网

      整整七十年前，上海“孤岛”时期，上海老牌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出版了一本叫《永安》的杂志。以公司的名字命名杂志的名称，这事有先例，192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画报就叫《良友》，还有北新书局出版《北新》杂志，泰东书局出版《泰东》等等。与其他经济实体不同的是，永安公司不是文化公司而是典型的商业公司，出版杂志不那么对口。但是永安公司办杂志的作法一点也不外行，他们明智地没有把《永安》定位成公司的广告牌，而是以办常规文化杂志的宗旨来办《永安》。

      内容有小品文、散文、随笔、摄影、漫画、美术、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很是贴近市民读者的口味。《永安》于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3月止，连续不停地出版了118期，跨越了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自有其特别的史料价值。笔者收集有几十期《永安》，对这本杂志一直心存好感，尤其是自郑逸梅加盟《永安》编务以后，《永安》文字部分的可读性大涨，还尽是笔者所喜读的文史掌故文字，所以当我知道永安百货有限公司联手文汇出版社将推出《永安文丛》（全套五册）之时，急盼的心情自不同于其他读者。

　　《永安文丛》编纂者称，《永安》中记述的文化名人的掌故轶事，90％以上未曾被选入各种“文选”、“专集”，因此《永安》中有相当部分的文坛史料颇具文献性，如陈从周在徐志摩遇难后选辑的家书、遗作，刘海粟挑选模特儿的趣事等等。虽然《永安》具备全套复制的价值，但是面对多变的图书市场和多变的读者口味，出版家只能先选择风险较小的一条路——出版选本。

　　古旧期刊的使用价值，出版家们是非常清楚的，新中国影印复制稀见的且具历史价值的古旧期刊的工作，最早可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向导》等19种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58年4月，上海影印了《北斗》、《前哨》等13种革命文学期刊；1959年再影印第二批21种；1960年11月第三批影印了43种，三批共计77种。实际上真正出版达于读者手中的是41种，总印数达几十万册，包括“左联”“文总”，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及《抗战文艺》全套等。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古旧期刊影印工程在浩劫年代被迫下马，未能延续地进行下去。从另一个视角看当年的这批影印期刊，在品种选择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保守。80年代万业复苏，北京与上海陆续影印了《语丝》、《小说月报》（12卷以后）、《太白》、《文艺阵地》、《莽原》、《创造周报》、《新月》、《现代》、《良友画报》、《北洋画报》、《礼拜六》、《红玫瑰》等一大批各种流派的近现代期刊史的名牌刊物。近十多年来，影印古旧期刊工作的步调有很大程度的放缓，这当然与制作成本过高及读者面过窄有关，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出版形式——老期刊“选本”。

　　选本有两个好处，一是成本低，二是广泛性。《永安文丛》即是自118期《永安》的600万字文稿中，精选出近100万字汇编而成，并收录了一小部分原刊中的人体摄影、漫画、广告插页等图片。影印本的读者多为专业研究者，选本的读者就宽泛多了。即使这样，选本的市场也很有限。《永安文丛》此次的逆势而为，以我之见，若非背后有永安百货公司这样的经济实体支持，出版这么大部头的书仍要冒相当的风险。笔者谓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无道理。这套书的序即由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所写，丛书的第一本名称“百年永安”，图片也是现代永安公司的繁荣景象而非明星封面照。《永安文丛》前期的出版宣传称，此书所利用的底本（全份118期原版《永安》）来自私人藏书家“很可能是中国内地留存至今唯一的完整版本”。这样的说法不甚准确，全国还是有几家大图书馆收藏有全份《永安》的（如吉林省图书馆），在民间《永安》亦非孤本，笔者曾在旧书店见过完整一套，售价极高，但后来还是卖出去了。前两年笔者向某文化公司推荐《永安》，后来这家公司还真地全套影印了《永安》，只是售价甚高，普通读者根本买不起。

　　永安文丛尚未面世之前，这套书的宣传已广为人知，有这么一段话我记住了：“《永安月刊》的每期封面都以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明星、名媛‘撑市面’。如当年20岁初上话剧舞台因《甜姐儿》一炮走红的黄宗英，《永安月刊》即以黄宗英手握马鞭、一身马装的‘甜姐儿’剧照亮相，立刻获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甜姐儿》当时红遍上海滩，连演100多场，据今年84岁高龄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她每次演出结束，总有时髦‘小开’开着小车来接她出去‘白相’，以示倾慕。《永安月刊》上的许多封面人物后来大都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明星，如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童芷苓、欧阳莎菲、陈云裳、孙景璐、王熙春、慕容婉儿、蒋天流、胡蓉蓉、黄婉贞等等。”苦等了二百天，终于在人如潮书如海的西单图书大厦，买到《永安文丛》，一翻之过，并没有“甜姐儿”黄宗英的这张封面，为何撤去这张广告王牌（之前的宣传文章出示过此照片），我猜想是黄本人提出了意见，还是别拿旧照误导今天的读者吧，——影响不好。这些昔日明星健在的还有秦怡（住在上海），陈云裳和王丹风住在香港。还有一点与宣传的不一样，五大本的文丛只出示了约九十张封面，并未能“将全部118期封面全部收录”。

　　《永安》的编者郑逸梅先生60年代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内，专门介绍过《永安》，内云：“后来郑逸梅加入为编辑，力主注重文字，且多刊掌故一类作品，风格为之丕变。”笔者以为《永安》之文史价值多体现在此类掌故文字上，只可惜《永安文丛》五本之中只有一本选录的是“文坛逸事，文化随笔”，编者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到今天年青一代读者的欣赏习惯，我们将月刊中比较难读的文言文类的文章作了割爱。”这一本选录的文字仅有60余篇，相对于118期的上千篇来说确实太少了（且不说选的恰当不恰当，如一篇郑逸梅一个月的日记就未入选，使读者失去了解这位“补白大师”日常生活的一面）。而那些文学价值微乎其微的都市小说却占了三本，编者这样的眼光也是大可怀疑的，“今天年青一代的欣赏习惯”能够欣赏六七十年前那些无名作家的小说么。此外还有些图书设计上的缺陷，不吐不快，譬如书前的图片放的是《永安》的老封面，这样的作法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在短瞬间好像回到过去的时光，但是本来一页可以放四张图片，现在只放了一张，而且这一张图片还处理成“出血”，并不美观且稍嫌浪费。现在的图书美编特别喜欢用“出血”来安置图片，我是非常不赞成的。《永安文丛》既然是个选本，那就应该在每篇文字的后面注明原刊的期号，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当年的语境，这么举手之劳的小节，编者却忽略了。我们常说“好事做好”，意思就是一件有创意的好事，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少留缺憾。

（ 作者： 谢其章     来源： 中华读书报）

《永安文丛》（全五册），桂国强、余之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16.00元

　　1928年，巴金(左)与他留学巴黎时的同学合影，该时期正是巴金创作《春梦》之时。资料图片

　　记者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处获悉，由他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今年第二期将于本月18日出版，经由巴金研究者周立民整理、校注的巴金遗作小说《春梦》将首次刊出。

　　残稿部分已被采用

　　陈子善称，本期《现代中文学刊》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专辑。此前，他和研究巴金多年的周立民聊天，周立民谈到自己研究《春梦》多年的事。于是，陈子善约请他整理、校注了这部作品，并撰写了研究文章。

　　周立民称，《春梦》原稿1991年由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时，巴金首页用黑色水性笔写到：“《春梦》(一九二八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残稿。巴金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这部作品是一篇未完成的片段稿，巴金写于1928年。原稿写在一个32开的练习簿上，共35页，此次整理出来的文稿11000多字。手稿前面部分残缺，遗留下来的是一份未完稿和未定稿，目前留存四个片段。残稿中章节序号都没有标注，章节间还有作者的批注：“中间再加许多章”、“此后再做一两章”，显然，作者写作的同时就有修改、补写的想法。根据巴金自己所说，《春梦》残稿的最后两部分后来被用在了《死去的太阳》中。

　　《春梦》隶属巴金未完成计划

　　关于《春梦》的写作，巴金在《谈〈新生〉及其他》(《巴金全集》第20卷)中说，自己当时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于是想写小说，准备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书名是《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周立民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巴金属于自述型作家，巴金大哥上海之行可能详细述说了关于老家的人和事，触动了巴金改变初衷。以《灭亡》为中心的系列作品计划，就被以《家》为中心的“激流三部曲”的写作所替代。“《春梦》是《家》的前身，又非后来的《家》。”

　　周立民认为，《春梦》残稿显示《家》的故事在巴金心中酝酿已久，尤其是作品的主题框架。从《春梦》到后来的《家》，或许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对于五四精神的“高声呼唤”。

　　《春梦》简介

　　此次刊出的《春梦》虽然是残稿，但是情节相对完整。小说一开始，“杜大心”在妻子死后面对一汪湖水想投水自杀，未成后身心疲惫患重病。妻妹张文莲(“春妹”)接受姐姐生前嘱托，无微不至地关照他。在她的照料下，杜大心身体康复，张文莲却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张文莲出示了姐姐生前给她的信，他们冲破了世俗藩篱表达了心中的爱。

　　在书中，巴金借杜大心之口毫不吝啬对于女性的赞美。这一基调也为巴金以后的作品所延续。

　　来源 ：新京报  张弘

　 50年前写作多处有悖作者原意　　　

　 据周海婴回忆，这本《鲁迅回忆录》写于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不足10万字，但对于当时已60岁的许广平来说，确是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在写作中，她不时拭擦额头的汗珠，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稿件完成后在北京的《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2.1万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该书出版后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和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据出版方透露，此次将50年前许广平的手稿复原，是想尽可能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　　　　

         周海婴说，眼下有些学者对鲁迅在那种历史时代的生活，如“兄弟不和”、“重婚”……似乎进行了“公允”的分析、质疑。我对他（们）的“剖析”文章不予回应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历史、环境、对象、感情、功利，而是单方面地用简单的加减法去解“数学”“多元方程式”。那些结论并不符合历史的正解。对此，周海婴提出，对鲁迅的研究应再多些批览、再多些客观，不急于匆匆发布“高见”。　　　　

        鲁迅再研究将纳入国家规划　　　　

       据悉，目前这部手稿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重新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很少加以注解，而在有限的注释中，《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该书对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14处正误，这14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10处，都予以了注释。在许广平的手稿中，常常出现一些标记，如“？”或“﹡”，反映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斟酌未定，在此次出版中均作了相应标注。手稿旁白处留有一些人的意见，对此都进行了标注，以反映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下产生的。至于那是何许人的意见，稿纸上没有注出，编者也未加猜测。　　　　

        为了能真实接近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情境，此次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对手稿中大段删除的文字给予了恢复，并加以了标注。使研究者能够了解作者的思维活动，并满足读者了解历史情景的需要。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责任编辑安波舜告诉记者，鲁迅的再研究将纳入国家规划。近年来，不时出现曲解鲁迅精神的思潮，而鲁迅家人和部分鲁迅研究的学者专家，已经上书中央并得到批准，他们将以21世纪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集中中国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重新诠释、解读鲁迅作品和鲁迅的文化精神，以增补鲁迅研究的新资料、新观点。　　　　

　　我想应该用一句话来开场：2009年的上海文坛没有奇迹。2009年的海上文坛洋溢着怀旧的空气。新年的锣鼓，是在张爱玲《小团圆》的出版中敲响。中国图书排行榜文艺类排名中，《小团圆》的销售量牢牢端居榜首。而临近岁余年末，好像又是与张爱玲相关的消息，不经意间悄悄流走。《文汇报》、《文学报》等，都在第一时间报道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已由王安忆改编成话剧、由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还有就是静安区将张爱玲的出生故居改造成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之类的消息。没有人统计过一年中有多少关张爱玲的消息见诸报端，但名列前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些跃出文学之外的都市时尚，似乎有着某种文学意味。一些“张迷”聚集到一起，优雅地研讨张爱玲小说中的家居摆设、人物造型。而沪上“张迷”杀手陈福康教授酷暑挥汗写就的批评《小团圆》的《张爱玲的文品与人品》在网站和博客中广为流转。海派作家张爱玲犹如巨大的无物之阵，堵在上海文学的快车道上，没有一个人能无视她的存在。热捧的“张迷”自然是不用赘言啦，什么“文学的祖师奶奶”，什么“文学史上的空前绝后”，毫无理性地一味昏说，只要是张爱玲的东西，总是好的。而持不同意见的文学批评，除了抓住张爱玲在日伪时期暧昧的举动大加贬乏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和举措。张爱玲是唯一可以行走在今天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学话题。她让今天的上海作家望眼欲穿，她让今天的上海批评家精疲力竭。

　　2009年真是个回忆之年，老人们要回忆，不太老的人们也要回忆，甚至70后，80后也加入到回忆的队伍之中。

　　李陀、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等似乎在给今天的文学青年高调述说“知青”文学的伟大传统。尽管有文章认为这些精心编就的“文学花环”，有些表现过度(参见《文艺争鸣》2009年相关文章)，但它们还是唤起了一些人对“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关注。2009年对“新时期”文学传统最详尽、最系统的回顾文章，要数沪上出版的书评杂志《书城》了。从黄子平、葛兆光、陈建华、李辉、李庆西等人士，一路下来，绵延不绝，每期都有忆往昔的怀旧文字。其中第10期李庆西的《开会记》是最有声色的一篇。这篇文章回忆了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与《西湖》文学杂志社在杭州联合举办作家、评论家研讨会的情况。有关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十年前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有过论述，好像是说“新时期”文化寻根思潮源于此次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韩少功、蔡翔也有回忆文章交代过其中的细节。但李庆西的长文与以往的文字相比，更具细节性和史料价值。他介绍了筹办会议的前因后果，这次重要会议，事实上不是一次就开完了，而是先先后后在上海、杭州、北京开过多次筹备会。沪上文学重量级人物王元化和李子云是其中的灵魂。但有意思的是，王元化先生和李子云老师生前都没有在自己的文字中对这次重要会议留下记录，而是那些“新时期”刚刚崭露头角的“知青作家”和“青年评论家”记忆深刻。或许这就是两种“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分野。根据我自己对王元化先生和李子云老师这两位前辈的观察和交往，他们晚年的思想情绪中，怀旧的情感似乎与他们的思想性格有点格格不入。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是坚定的革命者，从不畏惧，知难而上。那种至大至刚的高风亮节，令人叹为观止。

　　二

　　怀旧是思想者的困倦，还是内心有一种翻动的情怀需要述说?面对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高调抗争的文学口号显得空空洞洞，徒有其表。而那些日趋生活化的文学叙事志得意满，转动肥硕的身体，以为文学不过如此。文学真的就没有超越，没有远眺，没有自己的担当和尊严吗?

　　2009年11月23日，诗人白桦80华诞庆祝活动由《文学报》筹办，在江苏吴江震泽举行。

　　2009年的另一场诗歌研讨会是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那是围绕女诗人徐芳的《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而展开的有关“城市诗”的讨论。城市有没有诗，城市人写的诗就是城市诗?城市诗和城市诗人这样的分类有没有意义?这是很多讨论者涉及的话题。对于诗人徐芳的生活空间而言，从校园到报社的位移，造就了诗风的变化。有评论家形容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跳跃。校园不仅是青春、初恋和憧憬，校园生活还连接着1980年代那个前商业化的“纯诗”时代。那时口水诗还无人问津，最前卫的诗人也不过是将长江比喻成“裹尸布”而已，那时“下半身”写作的江河还未开启，，利比多最旺盛的诗人无非是用“夏天的焦灼”，或“面向大地”等隐含的意象来象征身体与欲望而已。在这样优雅的氛围中成长、成熟起来的诗歌果实，在徐芳的诗作中表现为不太可能过份放肆。校园生活时期，她是好学生、好老师，转岗报社做编辑后，她是恪守岗位的敬业人士，而在家庭，她是贤妻良母。如此人生，如此创作，使得徐芳的诗歌空间面对的都是平凡而微观的世界。要么是寝室一角，要么是公园或阳台。写得最多的，是“致儿子”。她不会像白桦那样想到秋瑾，想到林昭，想到更加遥远而辽阔的世界。但徐芳的诗人身份感十分强烈，越趋繁华世界，她越是感到诗人才是自己的社会存在。与那些呼唤正义与道德的诗歌号角相比，徐芳的诗非常职业，没有人会怀疑她的诗人身份。这是大地中生长起来的乡土诗人所没有的禀赋与自我意识。如果要说都市赋予徐芳什么独特的东西，应该是诗人身份的职业敏感。

　　那么，小说创作呢?在这个最庞大的文学家族中，有什么新的收获?上海作家协会一年中，曾为王小鹰的《长街行》、胡廷楣的《名局》、张旻的《邓局长》(刊发于《收获》时书名为《谁在西亭说了算》)、张生的《个别的心》和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作品举办过研讨会。《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诸多作协会员的新作，这一期几乎就是上海作家专号。首届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雪漠的长篇新作《白虎关》，10月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研讨。长篇新作还有王宏图的《风华正茂》、马以鑫的《蓝天浮云》、唐墨的《百分之二》、宋耀良的《西夏谜城》、东方少的《归梦》、徐则臣的《夜火车》、小白的《局点》、叶开的《青春期》、沈飞龙的《书远堂六年记》、那多的《甲骨碎》、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等。在小说写作的观念上，王小鹰自觉尝试“方言”写作，这算是小说创作对批评理论的一种呼应。王小鹰的《长街行》是上海作家中沪语写作的一次有力尝试。评论家对王小鹰的这种尝试大都持肯定态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像王小鹰这样一位写作多年的作家而言，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已过了大胆尝试的阶段，至少在文学上应该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而稳定的时期了。再来探索沪语小说，似乎有点嫌晚。夏商这位“后先锋作家”在他40岁之际，为自己编选出版了4卷本《夏商自选集》。他在淮海中路最繁华的时代广场举办新书朗诵会，请来北京、上海的诸多评论家为之捧场。有评论家笑称：从来都是在会议室或书店举办朗诵会或新书发布会，而在繁华商场举办朗诵会，算是沪上作家的一大发明。中篇小说产量最高的，或许是滕肖澜。作品有《似水流年》、《我的宝贝儿》、《倾国倾城》、《年年岁岁》、《爱会长大》。薛舒和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创作也引人关注。薛舒的主要作品有《癫痫三题》、《唐装》、《板凳上的疑似白癜风患者》。徐则臣的作品有《长途》、《居延》。至于网络小说，2009年恰好是网络文学10周年纪念。盛大文学网借机大肆庆祝，壮大声势。盛大网于2009年3月启动“全球写作大展”赛事，竞赛包括悬疑灵异、官场职场等8类类型小说和手机小说、军事文学、剧本等文学类别来举行，至11月15日截止，已经收到参赛稿件7万多部，然后网站将结合网上投票和手机投票，各类别评选出100强。或许，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征文活动，同时也是评奖门类最多、获奖人数最多的一次文学竞赛。这样的文学盛典，在以往或许会让很多人兴奋，但面对一个日趋商品化的写作时代，文学写作者或许感受到的是危机。在以往高度威权的时代，意识形态的高压，是文学写作的敌人，但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金钱对文学的腐蚀其杀伤力并不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当作家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等写作者的名字时，原本与文学没有关系的金钱财富，却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催化剂，而且一个作家的成功，似乎与这种富豪榜联系在一起。商品经济造就的文化逻辑的混乱，就是如此堂皇而荒唐地接轨的。以往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文坛的规则是谁有权，谁在文坛的声势就大，而今风水轮流转，文坛的潜规则是谁有钱，谁的声势就可以做大。

　　上海的文学批评在2009年是最为平淡的一年。改版的《上海文化》出版了;原来文联系统的《采风》也准备着来年改为文艺批评刊物。在这个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腊月隆冬，上海的文学批评好像要创造一种奇迹似的，但愿这些美好的愿望能够如愿以偿。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如果要推举一位最勤奋的年度评论家，那是非程德培莫属。程德培在一年中的评论数量高得惊人，他评王安忆的《月色撩人》，评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评张旻的《邓局长》，评韩少功的《生气》，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评麦家的《汉泉耶酥》，评叶弥的短篇《“崔集”火车》，评戴来的《向黄昏》、《后来》和《看我，在看我》，评陈善薰的《大老板阿其》，评杨少衡的《轮盘赌》。大作家、小作家，出名的和不出名的，他有兴趣的作家作品，统统要评论一番。这样“古典”的批评家今天已经不多了。另一位上海评论家毛时安在他60岁之际，出版了4卷本《毛时安文集》，随后，又在今年将朋友们对他的评论汇编成册。在毛时安身上，永远有一种时间的匆忙感，一件事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全展开，另一件事就接踵而至。毛时安的批评特点一是斑杂，二是丰富。所谓斑杂，是他什么都写，文学、建筑、戏剧、绘画、舞蹈、电影、音乐、话剧，几乎所有艺术门类的评论，他都写。所谓丰富，是毛时安的评论混杂着民间和庙堂的气息。

　　三

　　我没有细细考究过上海文坛的文化辐射力问题。2009年上海依然有一些文学活动：邀请外国作家到上海生活、写作、交流的“上海写作计划”照常进行。8月与“上海书展”同时举行的“上海文学周”出人意料的热烈。以王小鹰《长街行》的读者见面会为例，签名售书活动，瞬然间销出数百本，这让出版社始料不及。还有就是现居加拿大的中国作家张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与读者的见面会，安排在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举行，8月上旬某一天的下午3时，正是骄阳似火，但还是有50、60人自发地赶去旁听和积极提问，这种场景令张翎感动不已。《收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大刊，2009年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可能要数苏童的《河岸》(《收获》第2期)与莫言的《蛙》(《收获》第6期)。苏童的《河岸》写“文革”时期的船民生活，照他自己的说法，写了河流，写了三个半孤儿，还有就是性。与余华《兄弟》的销售业绩相比，《河岸》并不畅销。但获奖的情况《河岸》胜于《兄弟》。11月在香港《河岸》获得了亚洲文学奖。莫言的《蛙》此前报纸早有宣传，其出版归属也早被上海文艺出版社订好，不过早些时候的书名叫《乡村医生》。《蛙》写的是一位农村妇科医生的故事，其中不乏莫言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火树银花般的语言喷发。或许喜欢他的读者和评论家会再一次见证一位优秀作家的灵光闪现，而与之有隔阂的读者和评论家会觉得莫言是如何哗哗哗地毫无节制地滥用着自己的语言才能。记得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莫言写得太快了。他似乎暗示莫言应该将写几部小说的精力，集中到写好一部小说上。只是顾彬的说法，莫言未必接受，否则，就不会有《蛙》的问世了。事实上，2009年上海出版的小说中，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这是一部描写汉剧名角水上灯身世变迁的历史小说。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2009年2月第2次印刷，总印数达到15200册。这样的小说印数，与余华的《兄弟》相比，实在是天上地下。但就小说的质地而言，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似乎更显朴实。方方是那种沉得住气，能够将长篇叙事稳稳当当贯穿到底并有惊人爆发力的优秀作家。前几年她的《奔跑的火光》等中篇作品，曾多次进入评论家推选的年度优秀作品排行榜。而2008年底出版的长篇新作，在度过了2009年的新春之后，一些评论家才慢慢品味她的滋味，评论家程德培和张新颖曾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在我看来，论方方的小说写作功力，当在国内优秀小说家之列，但她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这一阿基里斯之踵就是方方的小说面对的读者其实还是非常小众，也就是那些纯文学的读者。但对于这些读者而言，在感受着方方小说的优异品质的同时，往往还有更多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不受约束的狂野和意外惊喜，而方方的小说似乎在一种循规蹈矩的美学规范内做得很好，一旦脱离了这一规范，她的小说就无法提供更丰富的想象。所以，方方的长篇创作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有质感的扎实之作，但另一方面，或许是太实在了，太规矩了，美学上的拓展和翻新反倒显得有所不足。

　　作为年度规模巨大的文学出版活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5辑的出版给20世纪中国新文学划上一个句号。在各卷中，雷达主编的长篇小说卷是争议较多的。这种争议主要是围绕作家作品的选取问题展开。譬如有人质疑金庸作品为什么没有选取。这一问题的回答倒是比较简单，主要是体例上规定以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为主，港台海外华文文学若不是在大陆出版、发表，原则上不考虑。长篇小说卷的容量有限，要包容众多作家作品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争议和质疑无非显示着有不同的选取篇目，这是文化多元时代一定会存在的问题。在我的想象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重要的不是哪些作家作品没有收录，重要的是目前已经选录的长篇小说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许人们会感觉到同时代人对于今天新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不及1930年代了。

     作者 杨扬 （华东师大 中文系教授）文汇报

　　清华教授力挺“网络写作不是文学”

　　日前，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一次讨论中称，所谓“网络文学”是“前文学”，没有经过准入程序，不能称之为文学，“网络文学”本身就不存在。此言一出，众多“网络作家”的拥趸们一拥而出，口诛笔伐之声不绝于耳。那么，肖鹰认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他心中的“准入程序”又是什么呢?记者就此进行了专访。

肖鹰表示，为什么说不存在“网络文学”而只有“网络写作”，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西欧，特别与当时德国的启蒙思想有关。肖鹰说：“我所说的文学，应该表达人类具有普遍深刻意义的人文情怀，它的标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人文理想和艺术水准。”“文学就是严肃的，”肖鹰强调说，“一个作者的写作如果真是文学，那他一定要有为文学献身的精神，而不是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他认为，现在很多签约网络写手为了“生计”被逼日产数千字，甚至上万字，的确做的只是“码字的文字农民工”。网络写手的“作品”普遍是动漫画、连环画的“看图说字”，破碎、怪诞、空洞，缺少文学之为文学的灵魂。因此，他们只能算是写手，他们写出的是文字，但不是文学，“写作是自我表达的权力，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力，但是你不能管那个叫文学，那个不是有精神价值的创作”。

　　虽然认为网络写作不是文学，但是肖鹰依然承认它们中有佳作出现的可能：“网络上当然也有好的作品，但是这不能根本改变网络写作的前文学状态。而且，文学需要经过准入程序。一部作品需要经过编辑出版的过程才能被称之为‘文学’。”他表示，编辑出版的过程就是最初的一次筛选，“这不存在任何歧视，因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作品，就不愁出版。从文稿到文学必然有一个程序，天才的胚胎没有孵化也始终是胚胎，放在抽屉里暗无天日的稿纸再优秀也只是稿纸，就开明如诺贝尔文学奖也只颁给正式出版一年后的作品，而不会颁发给手稿或网络写作”。

　　对于郭敬明的新书《小时代2.0》号称销量突破120万册，肖鹰认为，“郭敬明”的畅销，并不是流行文学的奇迹，而是消费文化的奇迹。在这个时代，畅销书的写作、出版和营销，是全程符号化和消费化的，“郭敬明”成功的奥秘就完全在于它是消费文化市场打造的一个从真人到影像、包括负面新闻都被完整包装的“80后”消费文化符号。读者购买的不是那本书，阅读的更不是那本书，而是那本书所指代的消费文化符号“郭敬明”，这个“郭敬明”只有市场价值，没有文学价值。“依靠商业运作和营销，完全屈服于点击率与销量，被市场所左右，满篇都是堆砌的奢侈消费符号，这能叫文学吗?”肖鹰说。“在这个消费文化主导化的时代，真正的文学追求的恰恰是反消费的精神价值。这是纯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它不可消亡的唯一理由。”

　　记者　宋平

　　此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在中国作协七届八次主席团会上曾表示，作协今后要继续研究维权具体措施，抓住几个典型案例，下决心打几个维权仗。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中国作协年内再举维权大旗，也是落实主席团会精神。

　　网络时代，单个作家在维护自身著作权益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单就侵权行为的被发现来看，传统载体的侵权比较具体，容易被发现，而网络媒体则因其海量性的特征，侵权行为具有更加隐蔽性的特点，单个作家对此往往无能为力。而作协帮助作家进行集体维权，便显得尤为重要。

　　作协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护作家利益，现在，许多作家的利益被侵犯，中国作协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作协发布维权通告，目的就是为了向谷歌重申：作家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对此，许多作家表示感到温暖，感到大快人心。军旅作家李西岳说，中国作协的维权通告中有这样的字句：“如违反相关法律，侵犯作家权益，中国作家协会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将坚决把维权行动进行到底。”读来真是大快人心。作为作家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提气。作家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是创新思维的劳动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开掘者。我们的创新思维和精神财富，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坚决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把维权行动进行到底。

　　我注意到中国作协第一次祭起维权的大旗时，有网民说，依法维护作家权益，是作协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种种缘故，这一基本职责以前没能得到充分体现。现在，中国作协高调亮出维权旗帜，说明作协的服务意识在增强。联系到中国作协近期的各种动向，如中国作家网牵手新浪网增强服务与互动功能，中国作协开门欢迎多位新生代作家入会，授予金庸名誉副主席称号等，表明中国作协开始向“真正的服务型协会组织”转变。表现出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这将是中国文学的幸事。

中国作家网2009年11月19日 作者:俞胜

　　海派作家返故里———小记无名氏和他的作品定居台湾的作家无名氏（卜乃夫），最近重返故里，度过一段相当愉快的日子。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先在居住过几十年的杭州过中秋，接着去出生地南京讲学，上个礼拜，又来到对他青年时代影响极大的上海，先后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与年轻学子讲自己年轻时的事，让老人在感慨之余又有许多欣慰。

　　而最让他满足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使他在四十年代名重一时的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并开始出版他呕心沥血大半辈子写下的洋洋六卷本《无名书》，其中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业已率先推出。

　　《北极风情画》是以韩国著名志士、光复军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任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理的李范的爱情故事为模特写成的。

　　1943年，小说首先在西安《华北新闻》上连载，一时“满城争说无名氏”。《塔里的女人》也是真实的爱情故事，也曾在40年代风靡一时，令无数青年洒泪。两书出版后各销了一百几十万册，还不包括无数手抄本。在台湾，卖了四十多年，仍然畅销。

　　《无名书》六卷，计260万字，是六部风格迥异的长篇小说，分别以革命、爱情、罪恶、宗教、禅宗、乌托邦为主题，注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表现，尤其是人类心灵世界的表现。《无名书》40年代开始创作，1960年完成。而这次是大陆第一次全文出版这部文集。时隔40余年，出版“旧作”，也称得上真正的“好事多磨”了。

　　无名氏和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早在40年代，无名氏就与大作家徐齐名，被称为文坛耀眼的“双子星座”。如今，《无名书》又被评论界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座丰碑”，因为它以全新的视角，思索生命的内涵和人存在的意义，它展现人身上的人性、神性和魔性，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一部“人的心灵史”；《金色的蛇夜》以登峰造极地写尽旧上海靡烂之风，而被称为海派文学代表作。

　　无名氏无疑称得上是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虽然这样的评价来得晚了，但毕竟也是名至实归；且海派作家巨著在“海派”的上海重新出版，可说弥足珍贵了。

        作者:林伟平

　　王安忆：评论家不看作品做出的判断是谎言

　　张颐武不久前曾指出“从文学创作来说，2008年是个小年，一线代表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刘震云等都没有推出作品，他们的空档期造成社会对文学界的关注不够多。”王安忆通过某报的转载文章看到这段文字，她觉得十分纳闷。称自己去年一头一尾，在《收获》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张颐武作为文学评论家，总不能连《收获》这样的文学杂志都没有看过吧。王安忆说，“你可以说我表现不好，但不能说我不写。评论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断。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判断，令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谎言。”王安忆称，几年前她在和德国汉学家顾彬交流中，对方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在当代中国轻而易举就能“推翻”一个作家？

　　张颐武：希望避免无趣和无谓的争议

　　针对王安忆的批评，张颐武表示：“我充分理解王安忆女士对于自身作品的高度重视和珍惜，并非常钦佩她据报载‘可以说我王安忆表现不好’的真诚和宽厚。但正如王安忆女士对于评论家提出的要求，王女士在发表意见之前应该对于评论者的见解有一点实事求是的了解和掌握。客观了解他人观点，尊重他人其实是自重，仓促地对他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提出相当严重的诸如‘谎言’之类表述其实会使社会减弱对于作家的高度尊重。”

　　张颐武称，钱钟书先生的一个见解值得我和王安忆女士共同回顾：“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与陷害，终还算得上‘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希望钱先生的见解对我和王安忆女士都有所启示，避免无趣和无谓的争议，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到自己的本分。

　　“你可以说我表现不好，但不能说我不写。评论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断。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判断，令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谎言。”

　　——王安忆

　　“王女士在发表意见之前应该对于评论者的见解有一点实事求是的了解和掌握。客观了解他人观点，尊重他人其实是自重，仓促地对他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提出相当严重的诸如‘谎言’之类表述其实会使社会减弱对于作家的高度尊重。”

　　——张颐武

　　作者: 吴波
附介绍:
王安忆（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人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北京文艺》1980年6期）等雯雯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为题材，表现其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心理描写见长。8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力于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如“三恋”等。90年代以后开始追求新的叙事风格，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等为代表，她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近来语言变化更为明显，由简洁而趋拥挤，如《长恨歌》等，对上海这个城市作细致入微的繁复的描绘。
《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郭敬明成80后社领导第一人

　　80后作家郭敬明签约天娱传媒，身兼艺人与文学总监两大重任曾引起各方关注，在09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他更以歌手的身份亮相初试啼声引起轰动。昨日，记者从长江出版总社获悉，当天长江出版总社正式向80后作家发布聘任书，特聘郭敬明为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全面主抓青春类图书及杂志体系建设。在80后青年作家中，郭敬明是首位担任出版社社级领导职务的作家。

　　工作人员更向记者透露，郭敬明的副总编辑是由长江出版总社直接聘请的，与出版界著名的女大鳄、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是一个级别，“我们以后看到郭敬明都会叫他郭总”。

　　上任后首把火烧向北京书市

　　长江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劳动法的规定，郭敬明担任副总编辑的聘期为三年，目前出版社已经在北京为郭敬明装修办公室，并于春节前后投入使用。虽然身为长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但郭敬明的其他社会职务并不受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他与天娱传媒的各种合约以及自己经营的工作室。

　　身为副总编辑，出版社目前还没有为郭敬明确定量化的工作，但郭敬明已向出版社报出了多本图书出版计划，得到了出版集团高层的赞许。据悉，1月7日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郭敬明将正式以副总编辑的身份出席长江出版集团的年度代理商大会。他将负责向全国的代理商推销和介绍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09年的新书和重点书目。这也将是他以副总编辑的身份对外界的第一次亮相。

　　《幻城》8年后写新玄幻《爵迹》

　　据悉，虽然身兼数职，但郭敬明并没有忘记作家的本职工作。郭敬明09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即将推出有《幻城2》之称的新长篇小说——《爵迹》。该小说将在《最小说》下半月刊《最映刻》上连载，把读者带到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中。

　　已是副总编辑的郭敬明告诉记者：“很多读者期待我写《幻城》第二部，但自从8年前出道的处女作《幻城》之后，就一直没碰过奇幻题材，因为觉得特别难写。此次《最小说》全面改版，想在原创作计划之外，再写一部不同于《小时代》的新书作为贺礼，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爵迹》。《爵迹》不同于8年前的《幻城》，可以说是比《幻城》更为庞大更为绚烂的奇幻世界，对于里面的故事我自己也很兴奋，更希望读者喜欢。”

　　记者胡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