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初期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海派”和“韩流”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与之相应，围绕这两个关键词而进行的一系列话语演绎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也相当惊人。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化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话语的阐释与再阐释进程，“海派”与“韩流”也因此不断得以强化其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并进而生产出更多的文化产品——物质性的商品和精神性的话语——和更多的文化消费行为。只要用google或百度输入“海派 ”和“韩流”，都会跳出数以万计的页面，为我们叙述关于它们的故事。

　　但是我在此关心的问题是，“海派”和“韩流”之所以能够从纷繁复杂、鱼龙混杂的当代文化现象中脱颖而出，应该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以拟人化的方式来把“海派”与“韩流”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海派”与“韩流”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起决定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发挥了哪些作用?里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命名之惑：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把“海派”与“韩流”放在一起来看，似乎两者的差异太大了。从“命名”时间来看，“海派”就像一名枯木逢春的老者，而“韩流”则似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

　　正如有专家考证的，“海派”的缘起大概与三个艺术门类有关。一曰“绘画”，盖指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绘画风格;二曰 “戏曲”，来源于以“麒派”为代表的借鉴西洋戏剧形式改造传统京剧的流派;三曰“文学”，成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物。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出身，就使得“海派”从一开始就在争议与非议中成长。不用说《清稗类钞》对“海派”的“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式的讥诮，也不用说京城红伶的“呼外省之剧曰海派”的揶揄，我们仅从沈从文的《论“海派”》中“‘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 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的描写中便不难发现，“海派”之“海”在外人眼中甚至包含着某种愤怒与敌意了。“海派”一词无论是其缘起还是争议，都明摆着一个基本的事实：“海派”是一个文化他者基于偏见、贬损的动机而赋予的称谓，贴上的标签。因此，“海派”一词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讽刺、调侃、批评的语调。即便是在著名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中，对京派文人与文学大加鞭挞的文人，也没有对“海派” 多说几句好话，由此可见“海派”确实成了并不是谁都愿意轻易认同的文化身份。

　　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 ’，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那在我们有可能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身份因此被构成在表现的内部，而非外部。”1 作为“海派”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相关的主体建构问题也是这样。“海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作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文化身份而被认同过，也正因为如此，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以上海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希望能够以“海派”作为振兴上海文化的口号时2，所掀搅起的复杂的历史尘埃足以让这个良好的愿望付之东流。虽然从官方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恢复“海派”对上海文化的命名有着某种内在的合理性动机，比如其一，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文化中心地位的缅怀，这既符合上海自身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追求，也满足了上海意欲继续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愿望;其二，对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均质化的悖反，特别是摆脱“计划经济样板”形象的强烈冲动，等等。但是，“海派”身上所背负的“阴气”似乎过于浓重，以至于在近二十多年的所谓“上海文化建设”中，不断会出现那种“对老上海的怀旧”、“殖民地心态”的复活以及与海纳百川相抵触的封闭与偏狭之心的膨胀这类现象。别的例子不用多举，在对上海文化的重建中，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上海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沉入了对老上海风花雪月的想像之中，给人一种遁世之感;以外滩、新天地、衡山路为代表的老上海建筑在 “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涵”的美誉中激发着新老上海人对于金钱财富的梦想，培养着他们尚不自觉的小资情调;而伴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 上海名牌”一一地销声匿迹的，是在市场济大潮中上海经济发展产业定位总是在矛盾中不断地摇摆。

　　而“韩流”的到来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与“海派”一样，“韩流”的命名也经过了被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身份认同并逐渐成为自觉性的文化追求这样一个过程。据说，“韩流”最初是从韩国电视连续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国的播放开始出现的。随着韩国歌手在中国舞台的出场，“H·O·T”、“NRG”等韩国流行组合歌手的名字在中国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一股韩国流行歌曲、电视剧以及韩国影视明星的“热潮”。随后，韩国大众文化中更多的元素涌入了中国，一时间，玩溜溜球、跳NRG健舞、听H·O·T、看《恋风恋歌》、崇拜张东健、情迷金喜善、手持三星2200C，身穿NLX牛仔裤的“哈韩一族”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中出现。中国的一些时尚媒体便把这一现象称为“韩流”，而没过多久，韩国的媒体也把这一称谓接了过去，开始大张旗鼓地为“韩流”推波助澜。2003年7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也谈到中国流行的“韩流”3，标志着“韩流”正式成为韩国大众文化进军中国的“旗帜”。

　　其实早在此之前，韩国文化观光部已于2001年底发表了《韩国文化产业白皮书》明确提出了韩国文化产业进军中国的“先占战略”，打算先抢滩中国市场，进而以中国和日本为台阶，打入国际市场。2001年韩民主党议员姜求成率“韩流文化企划团”考察中国文化市场，提出了加强“韩流”的意见，而文化观光部随即推出“韩流产业培育方案”，在政策、机构、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拟定“韩国文化月”首先在中国举办，力促“韩流持续化”。不仅如此，“韩流”逐渐向时装、食品、电器、汽车等大众消费品拓展，这种以提供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为目标的“韩流”称为“新韩流”。

　　不过，“韩流”在大肆扩张之时并非没有隐忧，作为以影视娱乐文化产业为先导的“韩流”也因其过去追求时尚、流行而令人产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犹疑。这种犹疑现象我们从中国媒体“韩流还能持续多久”的追问和韩国官员力促“韩流持续化”的举措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4。

　　符号政治：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

　　从雷蒙·威廉斯的观念来看，“韩流”与“海派”其实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定义之下的现象。“韩流”更多的是一种“作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而 “海派”则属于一种已被经典化了的“文献式的”文化和努力构建的“理想的”文化形态。5这种差异使得两者沿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发展，在文化资源的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预设中显现出不同的符号政治意义。

　　对于“海派”来说，借助于文献式的影像资料、文学文本、历史文本以及保存相对完好的二三十年代中西混杂的建筑，通过文化怀旧的方式点燃残存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对于老上海的美好回忆，从而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可以说是“海派”在当代重建中的主要方式。这种努力的坚韧性，我们从“海派”中最为极端性的个案——“老克勤现象”——便可以看出来。首先，作为“最后的贵族”，老克勤们成为在最受压抑的时代仍然坚守自己对西方文化崇拜的文化信念的代表6，也正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坚持，为进入改革开放之后“老上海记忆”的复活留下了活体标本。其次，老克勤们为上海文化的小资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虽然不能说上海的年轻人是出于对老克勤生活方式的向往而小资化的，但老克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令年轻人觉得，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曾经有过，而且与西方现代文明又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就在身边伸手可及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海小资就是老克勤的接班人。由此，第三，老克勤们的文化记忆便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海派”的骨子里，甚至成为“海派文化”的典型特征。正如吴福辉所言，“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 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8这无疑对“海派文化”在当代的重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海派文化的复兴便是老克勤们所坚守的文化信念的复活，便是小资情调的泛滥，便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形成的上海文化性格的重现。用耕夫的话说，“海派文化本来就不是理想化的所谓高雅、纯正的文化，而是曾经带有某些消极因素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的上海地域文化。这才是客观现实的海派文化。我的不尽确切的看法是：海派文化不是单一的纯净的线型存在，而是复杂的矛盾的联合结构。”9如果以此为上海文化建设的方向，能不谬乎?

　　也许正是因为“海派”的这种负面文化特征过于鲜明，所以导致了“海派”一直与这些年来上海的文化建设存在诸多隔阂。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上海文化建设中提得更多的是“上海城市精神”以及“做可爱的上海人”之类的口号。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所界定的“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以及由此延伸的诸如“引领时代，敢为人先，崇尚科学，关爱人文，恪尽职守……”等等精神的补充等等，都没有直接从“海派”中汲取或剥离出一些因素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除了“海纳百川”可以引发人们对“上海”的字面意义的联想之外，其他的多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质的现代性话语，由此可见“海派”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尴尬境遇。尽管我们不断有学者力图填平两者间的鸿沟10，东方卫视也以“现代的、国际的、青春的、海派的”作为风格定位，但真正的影响力却相当有限。相反，“海派”中的负面因素却被有意识地提了出来，成为“上海城市精神”中亟待克服的障碍11，而这不能不说是“海派”在当代所遭遇到的又一大“挫折”。

　　在这种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的压力下，“海派”被迫作出自己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界定自己，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塑造一种新的文化形象。在这种意识之下，以泛化“海派”以至于取消“海派”来谈论“海派”便可以被我们理解了12。而这种有意识地与主流意识形态拉近距离，而最终被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之中后，反而弄得自己“面目不清”了。

　　当然，“海派”给人的文化想像并非纯粹“向后看”或“消极的”，上海文化中的某些好的因素也得到了加强，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精神和城市形象特征13。但是作为一种符号政治，“海派”意欲借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情来恢复文化优越感的历史记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遭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压抑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海派”希望借助官方话语实现“海派”的文化复兴，但是其明显的文化怀旧和文化守成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进程。

　　而“韩流”不同，它并没有多少像“海派”那样引以为荣的历史记忆，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儒学热”中，人们对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的关注也并未延伸到大众的层面，仅仅停留于学术的探讨，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很快就将这场讨论给吹散了。当我们在清理“韩流”进入史的时候，往往会追寻到1993年中国首次引进并播放韩剧《嫉妒》和1997年韩剧《爱情是什么》在央视的热播。但如果要真正从韩国内部找原因，应该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政府提出的“文化立国”的口号以及一系列政府行为使然。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并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比如，实施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加强文化产业立法，理顺文化管理机制，依托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使国家扶持政策整体实效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中央到地方，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文化产业振兴局”，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全面推进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设立多种文化产业投资组合，建立多层次资金扶持体系，有目的有重点地实施资金支持，在经费上确保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影视、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的输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等等。再加上韩国民众与之的积极配合与介入，如最典型的1999年的“光头运动”，使得韩国文化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也就是说，“韩流”正是借助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成为韩国的全民族意识，而其充分的市场化运作及在技术层面与世界全方位的接轨也有力地保障了它的巨大成功。对于韩国来说，借助于现代传媒及大众文化形式向东亚乃至全球传播一种被命名为“韩流”的生活方式成为其最根本的文化策略，也正因为如此，过分市场化的、商业气息浓厚的大众文化成为韩国的首选——这也正是“韩流”之所以产生的文化逻辑所在。

　　但是这里也并非没有问题：仅靠大众文化及其相关文化产业能够实现韩国“文化大国”的梦想吗?抑或“文化大国”仅仅是韩国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经济策略?这就必须得让我们进一步去在全球化背景中探讨“文化大国”形象的树立问题，在多元文化冲突中探讨主体文化身份建构与文化他者对之的身份认同或识别问题。

　　文化冲突：全球化陷阱与地方性矛盾

　　尽管“全球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可疑的词汇，特别是在它前面加上“文化”的限定词之后所引发的争议可能更大，但是如果我们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话，“全球化”实际上把我们的关注视角从自我引向了与他者间的关系。正如我在前面所谈到的，无论是“海派”还是“韩流”，在其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都经历过一个最初由文化他者指认命名的阶段一样，在其文化形象塑造和被最终确认的过程中，仍然离不开文化他者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海派” 还是“上海城市精神”都不可能是自说自话的产物，而“韩国文化”如果只是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screen quota(屏幕配额制)式的文化保护主义和光头运动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层次的话，也同样不可能有现在如此火爆的“韩流”的流行。

　　与之相关的是“地方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地方性知识”被认为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但这里的“地方性知识” 并非我们以前所理解中的“地域文化”式的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形态或者看待问题的方式，它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正如吉尔兹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关注的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问题，即人类学对“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如何分别看待他们的思维和解释立场及话语表达的问题。它提醒我们，任何“地方性知识”(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文化身份”问题)的获得和建立都不是一厢情愿自我认定的结果，而是“族内人”(文化自我)与“外来人”(文化他者)双重视野融合的产物。因此，“全球化”与“地方性”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化上的全球化陷阱与地方性矛盾可以说是“海派”和“韩流”共同遭遇的问题，只不过，两者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差别而已。

　　对于“海派”来说，它似乎从一开始就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自居14，似乎对域外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都具有开放的心态，但这其实只是口号式的表态罢了。众所周知，“海派”文化在对文化他者的态度里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区分：“崇洋”与“排外”。也就是说，即使在今天，“海派”对西方文明的倾慕和对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轻视仍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前者，老上海的“海派”里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化记忆和现实可观的文物遗迹——曾一度引起关注的“外滩申遗事件”把这种潜意识展露得相当充分;而不管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与商业)，甚至就是上海市市民的个体，这种“崇洋”往往会以“走向世界”、 “国际化”这类正面形象得到合法化的膨胀。而“排外”则一直是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批评“海派”的重要方面。正如张贤亮一语道破的，“上海的排外性不是排西方，而恰恰是本土。” 15这种“排外性”绝不仅仅指的是所谓上海人动不动就讲“上海话”，瞧不起外地人之类的生活细节，更重要的是在上海文化心理里，就是对上海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国际化”、更“新潮时尚”的文化优越感，这也使得“排外”得以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崇洋”和“排外”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一方面，如前所述，“崇洋”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成了“海派”“排外”的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排外”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派”的“洋化”(国际化)。正如一位北京的文化学者所说的，“上海不排外国，但排外地，上海人骨子里有大国沙文主义，如在语言上，上海话形成了一种语言环境 ”。“如果上海都讲普通话的话，上海在走向国际化城市的道路上会提早10年。”16因此，“崇洋”与“排外”令“海派”不自觉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另类”——说得厉害一点就是“排中国性”——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这不仅仅是所谓中西文化交往，同时也包括了中国地方性文化内部的交往)中，“海派”的“崇洋”与“排外”使得它在与其它地方性文化间的纠葛中损害了自己的文化形象，并阻碍了自身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毕竟，“海派”的生长土壤是在当代中国，文化态度的轻蔑只能带来文化他者对上海文化的敌意17。也正因为如此，在近年“上海城市精神”讨论中，上海努力在营造一种与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和作共荣的文化形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7月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提出希望上海把未来的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的指示之后，“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加快自身发展”成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18。这种有意识地通过克服“地方性矛盾”来更好地实现“国际化目标”的努力，多少有些“亡羊补牢”的味道。

　　而“韩流”则在近几年间迅速被塑造成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独立价值与尊严的地方性知识。众所周知，韩国文化在历史上经过了“唐化”和“西化 ”两个阶段，而当今的韩国大众文化更是直接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美国的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韩国电视剧素来就是以家长里短著称，但正是这些婆婆妈妈的故事里，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孝道观念渗透其中，而这些正好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口味。韩国的大众文化正是“利用了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调和，将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冲突、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人。”19加上“韩流”在韩国政府的强大后盾之下，兼之以成熟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手段，可谓“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方位的出击，的确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型、堪称楷模的样板。

　　但是，无论“韩流”现在依然多少凶猛，但它毕竟是以大众文化为主体，以娱乐流行和商业化为特征的文化潮流，自身文化的缺陷仍然无法克服，比如说韩国流行文化中对暴力与色情的渲染问题、在许多方面对日美流行文化的摹仿问题、产业运作中的好莱坞化问题、“韩流”以“抢占市场份额”为主要目标的经济驱动力等等，都不能不令人产生对其文化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的怀疑。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比如一位大学生所说的，“韩国流行文化其实也是‘克隆’日本的，但日本流行文化另类到了怪异、荒唐甚至病态的程度。而‘韩流’保持了清新、纯朴、自然、健美的一面，更容易让人接受。”20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朴宰雨教授也意识到“韩流”中的暴力与色情成分给韩国流行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特别解释说，“韩国人正着意要剔除韩流这个大众文化潮流内的暴力和色情成分，要积极把韩国最好的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等高级文化，注入目前以大众文化为主的韩流。务必让热爱韩流的人，接受兼具传统、创新的高级人文文化。”21

　　不仅如此，在文化交往中，如何在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的同时，更好地处理好与文化他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同样也摆在了“韩流”面前。虽然卢武铉在平等的位置上摆放了“韩流”与“汉风”，但“韩流”与“汉风”间的关系绝非表面上的温情脉脉与相安无事，也许“韩流”正在陷入一种文化上的全球化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所述，“韩流”背后是当代韩国文化，对于韩国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无疑是其源头文化之一。因此，当“韩流”选取中国作为它的抢占世界市场的战略的第一个目标时，它对于其源头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便很值得研究了。从现有的韩流文化产品中，我发现，“韩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态度是有意识地在对 “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进行某种区分，而将自己打扮成了儒家文化的最好的继承者之一，而其潜台词正是“当代中国”不配于此称号。进而，韩国文化与“当代中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其对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是明清以来日渐衰落的中国文化——的蔑视也在文化产品中展现出来。22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的小心。

　　对此，韩国学者白元淡也比较理性地认识到了。在他看来，“‘韩流’，换句话说，其实是21世纪上半期投人巨资经过策划的商业文化操作。不管怎么说，‘韩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90年代中国社会急促变化所引起的文化空白，而韩国企业集团利用‘韩流’制订中国市场开发战略，使现在的‘韩流’成为商业主义者自觉的商业文化战略，他们想占有中国巨大的文化市场。”而“韩流”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克服‘韩流’的不良倾向，使其成为具有建设性的真正的文化交流。在真正理解中国和东亚的基准上，向它们诚实地展示我们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各方面的坎坷”，只有这样，才能“使‘韩流’成为具建设性的文化清风”。23

　　但愿如此。

　　(《粤海风》2006年1期)

　　【注释】

　　1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T. McGrew (Eds.),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4.

　　2 正如陈卫平所说的，“‘重振雄风’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另一内涵，则是回溯历史上上海雄风最盛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海派’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上海有位学者指出：‘为什么是在八十年代，为什么又独独在上海本地，才有这种‘海派文化’的哄谈。这其实在原初本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交织着这个城市里这一代人的理想、愿望，以及看来不甚健康的愤懑、孤独、自惭自怜和自尊，是心态问题。‘(参见1989年10月20日《上海文化艺术报》)追忆“ 海派”的心态是：一方面对雄风失落感到迷茫和焦虑，一方面想以昨日的辉煌激励今天的雄风再起。概括地说，80年代‘重振雄风’的上海城市精神是以渴望崛起和缅怀历史相交织为内涵的。”(陈卫平：《上海城市精神的风雨历程》，《解放日报》2003年7月22日)

　　3 在卢武铉的演讲中，他把“韩流”作了相当宽泛的解释，既把作为文化工业的影视娱乐及其相关产业称为“韩流”，也把其他一些中韩文化交往现象填充了进去，显示了作为政治家的卢武铉意欲将“韩流”扩张成“韩国文化”的野心。如他所说的“我听说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韩流”，很多人喜欢韩国的歌曲、电影和电视剧。最近，韩国的泡菜也很受欢迎，有机会的话，请大家也品尝一下泡菜的美味。”而他更希望，借此“韩流”之风，在中韩文化交往中撒下“希望的种子”，以开创“ 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时代”的未来。

　　4 “‘韩流’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内青青流行文化的匮乏;但从长远来看，也没必要喊‘狼来了’。因为‘韩流’毕竟不是一道套餐，而只是一道‘快餐’，只能造成短期刺激而无法取得长远的市场人气。此外，韩国流行音乐文化也是发球半舶来文化，脱胎于欧美和日本的流行音乐，虽然同是东方民族，在理解上可能有相通之处，但是年轻人的兴趣很容易改变，如果无新无变，则等于自取灭亡。”(张利：《“韩流”：潮起又潮落》，《视野》2001年3期)

　　5 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性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 ‘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6 正如朱大可所描述的，“走路笔直、穿花格子的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非常亮。他们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和生活状态，在想象的空间里，消费西方文化。不仅这些，他们还狂热地热爱西方的爵士乐。西方古典音乐当中比较通俗的部分，西方音乐当中有一些非常有思想的东西，他们不听。说话喜欢带一点英文，是一些洋泾浜英文。老克勤狂热地收集爵士乐的老唱片，到后来不单是听这些唱片，收集到放在那里就是一种巨大的满足，听到爵士乐就浑身颤抖，这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族群。”(转引自高育文：《“老克勤”的最后据点》，《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1 日。)

　　7“上海宝贝”曾羡慕地描述“宝庆路3号”近5000平方米的院落：“两幢独立的洋房，一个大得令人满心向往的花园……奢侈得像‘最后的贵族’。”(转引自温卫军：《上海小资：老克勒的接棒人》，《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9期。)

　　8 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1期。

　　9 耕夫：《海派文化面面观》，《检察风云》2003年6期。

　　10 如2003年7月由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中共松江区委宣传部、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电台戏文频率联合举办的“塑造上海城市精神，融汇海派人文精神——第二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提出海派人文精神是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主张，2004年12月，由同济大学宣传部主办的“海派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研讨会也力图加强海派文化对上海城市精神塑造的作用。

　　11 陈卫平在《上海：城市精神 海派文化人格形象》(《探索与争鸣》2003年7期)中一方面希望从“海派”中发掘上海城市精神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时告诫我们警惕“海派文化 ”中负面因素的尘渣泛起，这种心态可见一斑。如他所说的，“我们今天在培育21世纪的上海精神，必须养育与之相应的上海文化。这并非是重温昔日‘海派文化 ’的旧梦，但接续‘海派文化’的传统之根却是题中之义。”而要“接续‘海派文化’的传统，决不能只是翻拍上海的‘老照片’，即对‘海派文化’的方方面面作零碎细琐的现象描述”，“真正的接续，就是要深入分析‘海派文化’的文化元素及其生成机制，并在这基础上有所超越，从而为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提供营养。”那么，如何从根上接续呢?在他看来，如市民性问题，“市民性元素的两重性，对于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的启示是：既要在市场机制中造就大众文化的产业品牌和职业文化人，又要警惕‘海派’市民文化恶性一面的泛起。”再如现代性问题，“总是做开风气的先锋往往也容易产生一味赶时髦而流于浅尝辄止和多变无常的弊端”。再如左翼性，一方面“它的社会批判精神仍是21世纪上海文化需要养育的。因为上海文化缺失这种精神已经很久了”，但另一方面，“必须警惕裹挟在‘海派文化’里的极左沉渣再度泛起”。等等。

　　12 如“泛化派”观点：“李天纲环视着自己的的书房，他已经不愿意谈论海派了。但他给出了一个可以囊括160年历史的结论：一个城市在调整发展的时期，许多批评的眼光都会投射过去。它在经济发展爆发的阶段，文化上就比较浮夸，必然海派一些。北京现在也很海派，北京大学比复旦大学还要海派一些。现在上海的样子，是‘海派’又来了。”(钱宗灏等：《160years海派印痕》，《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5期)再如“取消派”：“我是上海人，但不是太喜欢‘海派 ’。”“我一直也说‘海派’不是一个派，‘海派’的‘海’是五湖四海的海，不是上海的海。上海本地的画家地区性也很强，但画得好的少。后来各个地区的画家都来上海竞技，地区性就打破了，所以海派应该说是一个时代有某种共同特点的艺术海派。”(惠蓝：《海派无派——程十发访谈》，《美术家》2003年2期)

　　13 如旧上海在买办和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冒险创新的进取性人格和在职员阶层培养起来的敬业、勤逸、谨慎、精明的求稳型人格赋予了当代上海人文化性格的双重性影响。“与粗犷、洒脱、不拘小节的北京国美不同，发迹上海的永乐沿袭的完全是海派文化的路数——讲究细节服务、待人温和而精致，相比价格，更看重自身的整体战略布局。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有些温吞的招数，造就了永乐令人赞叹的‘速度神话’。”(李晓蕾：《“海派”永乐演绎速度神话》，《互联网周刊》2004年9 月6日)等等。

　　14 在许多对于上海文化、海派文化、上海城市精神的宣传口号中，“海纳百川，勇于创新的海派文化”似乎成为约定俗成不征自明的特点。

　　15 转引自侯虹斌：《上海不是榜样》，《新周刊》149期。

　　16 转引自张志勇、李爱明、杨联民：《长三角观察报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上海?》，《中国工商时报》2003年10月22日。

　　17正如有的网友毫不客气地所说的，“我有点鄙视上海文化，上海就好像被外国霸占过就引以为荣，还以为自己很有“异国情调”，有点被人强奸过还以为自己很值钱的样子。”，http://www.haleyclub.com/cgi-bin/bbs/printpage.cgi?forum=15& amp;topic=3101

　　18 正如有报道所称，“如今的上海，‘服务全国’可能是不同场合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全国大局中思考谋划，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不仅成为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而且成为上下一致的自觉行动。”(慎海雄、李荣：《大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实现新飞跃》，新华社2005年3月8日电)

　　19 张宏杰：《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20 陈耀明：《哇塞：“韩流”来啦》，《黄金时代》2000年8期。

　　21 转引自潘星华：《韩国的“汉流”与东亚的“韩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6月29日。

　　22 对此，在网上有一篇转贴率非常之高的贴子很能说明问题：“但就在我挑着看的几集中，出现的历史文化错误就令我不能忍受。1.声称女官长今发明了麻醉药;2.声称女官长今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外科手术;3.声称韩国人发明了针灸;4.甚至有所谓的韩医，可那韩医的治病原理和工具都与中医雷同。”“当然，我们的历史剧也有错误，但那是建立在编导的历史知识不详的基础上，更没有此等剽窃他国文化成就来给我们自己祖先脸上贴金的行为。当然，我们的祖先实在是已经太光辉了，也不需要后辈通过这种卑鄙手段才满足虚荣心。”“其实通过韩国人这些年的一些历史剧可以看出，他们通过这种流行文化的输出在编造自己历史文化大国的形象，以图取代古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中心的地位。但是无奈自己的祖先给自己留下的实在太少，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学习的，于是只好剽窃。至于更加骇人听闻的什么孔子、西施是韩国人，什么农历、汉字、箜篌引都是韩国人发明的都出来了。”(佚名：《从韩剧大长今看韩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耻剽窃》，http://post.baidu.com/f?kz=39026407

　　23 [韩]白元淡：《吹袭东亚的“韩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1期。

　　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

　　目前正在畅销的长篇小说《暗算》、《解密》引出的“智性写作”新概念引起了评论界关注。“智性写作”提倡文字中的智力含量与精神质量。近日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联合举办的“智性与激情的写作讨论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批评家们，就近年来小说家们的“智性写作”的努力，进行了探讨与论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坛陆续历经“身体写作”、“隐私写作”、“情色写作”等风潮，及至后来的“少年写作”将众多少年写作明星推到文坛前台，出现了文坛“小鬼当家”的说法。而公众已经厌倦那些小说中的种种情色之事，写智力发展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则很少见。

　　不过最近两年，情况有点不一样了。《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指出，一些作家如李洱、陈希我、盛可以等，并没有被市场炒作，但他们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知青那一代作家在小说界的主导地位，他们的作品也充满了智力含量。《暗算》、《解密》的作者麦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员、评论家孟繁华说，在麦家笔下，诡异的小说情节，暗合了公众的窃密心理。这种情况早已有之，比如人们对神秘的“红墙文学”的关注，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解密》讲述了一个少年孤儿靠天赋成为破译高级密码专家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无疑是数学天才，但他又是孤寂的、冷漠的、怪异的、脆弱的，最后因为一个偶然的失密事件导致疯狂。天才与疯子本来就只有一步之遥，该小说不仅涉及了心理学，也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

　　孟繁华认为，一些秘密战线的故事，或者说“间谍小说”、“特情小说”，在中国比较少见。麦家的作品则涉及这一题材，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智性写作”的另一个特色体现在写作方式上，突出了空间文学的新写法。作家强调的是一个特色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小说脉络不一定按照时间的顺序机械展开，而主要是服从空间秩序，使全书的整体结构空间化。

　　另一方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颖说，写人的智力或心智，和通常所说的写一个人的内心精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通常是人文的或是社会的，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文学作品中非常多见。而智力、心智，只在一个人体内孤独地发展，文学作品中很少写到这种孤独发展的过程，可能因为要写这样的东西，就要求作家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大脑问题研究专家。

　　有评论认为，“智性写作”群体出现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目前，评论界总是把目光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上，常常对他们有所期待。而被市场炒作的作家，则是一些低龄作家。这之间出现了“断裂”地带。公众期待有一代新人能起到补白作用。

　　历经了多种风潮蜕变的中国当代小说，是否有希望以“智性写作”替代“情色风潮”？

　　评论家朱大可说，现在许多人都往小说上吐口水，认为小说是万恶之源，“我不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既有鲁迅、沈从文的经典巨著，也有“礼拜六”和“鸳蝴派”。文学既应多元化也应一体化。他对于目前韩少功等人对当前小说一言以“毙”之不敢苟同，认为那是“省事的”和“简单化的”划分，“对于文学的评论并不能如行政长官那般武断，评论界关注着新时期的小说成长，关键需要耐心”。

　　中国青年报(2006年),作者:王肖笑

　　一本书流行到一个程度之后，往往会成为社会的流行符号，甚至会引来一些借书而行其实的模仿者，这在读书史上不一而足。著名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名著《麦田里的 守望者》就曾经引来刺杀名人的模仿者。歌迷查普曼在大街上枪杀披头士的主唱列侬后，自顾自地坐在一边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起案件每每让反对《麦田里 的守望者》的人有了理由。实际上，在美国一些中学的图书馆，《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曾多次被禁，尽管有不少大中学校也将其定为必读书目。还有一例是关于一部 名噪一时的电影。为了给影星朱迪·福斯特留下深刻印象，枪手欣克利刺杀美国总统里根未遂。朱迪·福斯特在电影《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个妓女。一个孤独的 出租汽车司机，经常以吸毒和呆坐在脏屋子里打发时间的行为，遭到妓女的嘲讽。于是，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并出发去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以示他对她的爱情。福 斯特的出色演技和美貌，让欣克利在影片上演之初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也模仿电影中的求爱方式，上演了一出“爱情的证明”。

　　时 间再往后，2003年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一名25岁男子丹尼斯·彼斯奇科夫，怀疑他在过去6个月里连续杀了13个人。警方怀疑该疑犯是在模仿小说《罪与罚》 情节而走上犯罪之路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据调查人员称，这位疑犯陈述杀人原因时的“台词”，竟与《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可尼可夫为自己开脱的辩词惊人 地相似。

　　名作的灵魂可以飘过时空直达人心，但它也同样提醒你，要做个心里很有数的人。说到底，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根据一部很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来推测引发犯罪的冲动实在匪夷所思，而将一本小说作为“脚本”去实施犯罪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虽然与杀人事件扯上了干系，问世以来，《麦田里的守望者》却已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2000多万册，因为更多的人至今秉持着这样的看法：书本不是“教唆犯”，而效仿文艺作品中的“罪与罚”，倒像是一部“超现实”的小说。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熙涵

　　●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 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 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 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她 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 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 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 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 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 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 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 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 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 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 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 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 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 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 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 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 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 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 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 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 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 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 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 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 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 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 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 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 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 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 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 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 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

　　所 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 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 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 有一个断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19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 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此内容为作者在香港大学的演讲，有删节。“万松浦书院网”特约供稿。)

         龙应台，1952年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中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著有《野火集》、《孩子你慢慢来》等。

      来源:文学报  作者:龙应台

　　是非多了，文坛就会抹黑。丑闻多了，文坛就会蒙羞。病毒多了，文坛定会霉变。文坛的这几种病毒，严重地污染了文化生态，破坏了文人形象，损害了文学尊严。
 
 　 对于当今文人和文坛的病相，我想说说心里的话。这个社会是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允许我们说话，允许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只要这种观点和声音不违背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实事求是，有利科学发展。我指出一些文坛的病毒，是为了呼唤文学更为神圣的尊严，是为了我们的精神领地更为纯洁和高尚。

　　首 先，必须承认，我们的绝大多数文人的文学精神是清洁的，文学思想是健康的，文学品德是高尚的。正因为有了这些文人清洁的文学精神、健康的文学思想和高尚的 文学品德，我们的文学才有今天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的文学才赢得了社会的欢迎和尊重。这是大前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大前提。不必争议，也无可争议。

　　但是，由于物欲、权欲和肉欲等社会病毒的侵袭和影响，文坛也在感冒发烧，感染了不少病毒。这些病毒正明目张胆地攻击着文坛和社会，侵蚀着社会和人们。

　　第 一种病毒:以恶贬善的经典恶搞。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智慧结晶。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都能够在经典里找到人生的坐标、英雄的榜样和文 化的力量。郁达夫说过，没有经典的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明，没有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通道，是一个民族走向精神高度的灯塔与 火把，产生经典越多的民族，是精神向度越高的民族。经典传承越好的民族，是越会永生不朽的民族。因此，每一个国家都会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经典，传承自己 的经典。遗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正不断地被恶搞、调戏，乃至“强奸”，却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潘冬子是电影《闪闪的红星》 里的人物，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少年英雄。但是，第12届央视“青歌赛”组委会邀请北京主流媒体出席第12届青年歌手大赛的策划座谈会时，居然在会上播放了一 个网友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短片中，潘冬子、春伢子都是青歌赛参赛选手，潘冬子的父亲是房地产大亨潘石屹，潘冬子母亲的梦中情人是李 咏，一心想参加“非常6＋1”，而原电影中的地主恶霸胡汉三成了一个叫“老贼”的评委，不仅操纵着评委，而且也是大赛各种新花样的创造者。参赛的决胜局是 潘冬子得了奖，加入了走穴大军。

　　无独有偶，上海现代人剧社的《Q版辣妹打面缸》话剧，竟将世代深入人心的清官包青天刻画成跑官卖 官、调戏青楼女子、敲诈勒索民财的“淫棍”。网上流行的董存瑞炸碉堡，也被篡改成董存瑞和一河南战士一起炸碉堡，炸药包够不着桥孔上，河南人以找棍子为名 溜了，气得董存瑞在最后时刻手举炸药包喊:我再也不和河南人打交道了！

　　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简直令人发指。这何止是恶搞？简直是 亵渎！这些经典里的英雄，是支撑我们民族的精神骨架，是流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血，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是在敲我们民族的骨头，放我们民族的血，消解我们民 族的意志，摧毁我们民族的价值。不是危言耸听！在国外的很多国家，民族英雄的意义，就是国家的象征和意义，要是对他们的民族英雄进行恶搞和亵渎，是要受惩 罚，甚至坐牢的！法国的圣女贞德，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等民族英雄，都是在他们国家不许有任何侮辱和亵渎甚至调侃的语言和行为的。可是， 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些民族英雄一个一个被丑化时，我们居然还只是认为是娱乐，即便认为是恶搞，也觉可以宽容。

　　第二种病毒:以色贩相的文字卖性。如果说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只是极少数现象，但这种文字卖性，却较为普遍。

　　本 来性和爱是最圣洁和愉悦的事，是春风细雨，如抱琵琶半遮面。可是当下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肉体展览和性表演，是赤裸裸的尖叫、裸奔，没有一点遮羞布了。我 曾经与一位大学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有过激烈争执。这位教授说:谁爱在文字里卖性谁卖就是！那是他(她)的自由。我说:是的，是她或他的自由，但别在大庭广 众下卖，自产自销得了，别卖了还洋洋自得地满大街敲锣打鼓地宣传，那对我们还没有长大的子女不好。教授说:有什么不好？谁爱看看去。我问:你会把这样的书 拿给你女儿看吗？教授说:肯定不会，怎么能够让我的女儿看呢？我说:如果我们写的东西不能给自己的儿女看，我们何以拿出来给全世界的儿女看？我们的文学良 知和艺术道德哪里去了？教授哑口无言。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不是不能谈性、写性，但如果过度了，太滥了，就是纵淫过度，劳命伤神了。

　　第 三种病毒:以丑为美的行为艺术。写到这里，我估计那些打着行为艺术旗号千方百计出名的所谓行为艺术家会立刻对我围攻，你懂行为艺术吗？我们所有的人对行为 艺术评头品足完了，也轮不到你彭学明胡说。我想，真正的行为艺术家，是不会骂的。是的，我不懂行为艺术，也没实践过行为艺术，但是我想，如果行为可以作为 一种艺术的话，也该是一种美好的艺术。我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体现的也应该是美，而不是恶和俗。行为艺术传达的，也应该是通过 身体和行为表达出身体和行为本身以外更深更好的东西。行为艺术，也要合乎常规，合乎理性，合乎艺术规律，合乎行为本身。一切的行为艺术，都不得冲击国民的 道德底线，不得逾越艺术的道德法度。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行为艺术，是什么样的行为艺术呢？是性的展示、色的展示，是血腥的展 示、暴力的展示。裸奔，号称行为艺术。集体在广场上赤身裸体晒屁股，号称行为艺术。两头猪被刮光了毛赶在大街上让其性交，号称行为艺术。解剖一头牛然后人 钻进牛肚子里缝上牛皮再从牛肚子里钻出来，号称行为艺术。在酒店大厅里堆一大堆粪便，然后买走这一堆粪便，号称行为艺术。甚至宣布人和驴结婚，也是行为艺 术！！！这是提倡什么呢？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目的是什么？这样的行为还是艺术吗？这样的行为和艺术是不是离我们太远，太不可理喻了？

　　想 不到的是艺术的所谓行为艺术，居然也蔓延到文学的行为艺术上了。我们某个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居然也有人脱得一丝不挂地朗诵！脱的时候还有女“诗人”帮着 脱！先后有几个作家更是以文学的名义玩起了包养的游戏。这几位文人在网上发文寻求富婆和明星包养后，口口声称是为了有一个安逸的生活环境去安心文学。在这 个社会，物欲肉欲横流的时候，女人被包养不足为奇，男人被包养也不足为奇，但把包养的目的贴上文学的标签，跟文学挂上钩，这实在是对文学的又一次侮辱。爱 包养就包养吧，何必往文学身上点火？明明是贪图享乐，文坛作秀，哗众取宠，却偏偏说是为文学献身。看看网上网民们对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的不解和愤怒吧，你 就知道行为艺术的方向是走的歧路还是坦途。

　　行为艺术本是非常直观美好的艺术，但被某些打着探索艺术旗号的少数人引上歧路，绑架强奸了。

　　第 四种病毒:以俗媚俗的低下文格。文学是有文格的。以俗媚俗却成了当下文坛一个可怕的时尚在流行。流氓心理，痞子心态，颓废生活，灰色人生，阴暗表情，欲望 表演……像瘟疫一样在蔓延。酗酒、婚外恋、情杀、凶案、堕落、沉沦、鬼故事、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等等不健康的东西大 行其道。而我们的文学界，却有人为其美名“新写实”、“新体验”，是“癫狂美学”，为低俗的文坛风气戴上合法的高帽和艺术的光环。文坛把新写实的定义为还 原生活的原生态，作者情感零度介入，阅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作家——文本——读者共同展示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其实，我反对癫狂美学，却并不反对新写实， 新体验的提法。作为一个创作流派，新写实也好，新体验也好，无可厚非。我不反对新写实，我只是对新写实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我就搞不明白，哪个作家创作时 情感是零度介入？哪个作家创作时没有经过艺术和生活的提纯？又有哪个作家的创作是阅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作家的本位体验和情感的投 入，他怎么能够让作品中的人物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进行生活和艺术的提纯，就纯粹地表现生活的原生态，那还要文学做什么？有新闻就够了。 如果作者是零度情感，怎么去表达情意？

　　我们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不是简单的还原。还原不等于复制，更不是盗版。还原的目的，是还原 生活的真实。还原的过程，也有取舍和提纯的过程。只是说在取舍和提纯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生活的真实性。真实的生活里，有假丑恶，就有真善美。除了酗酒、乱 伦、一夜情、婚外恋、情杀、凶案、堕落、沉沦、鬼故事、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一夜暴富、一夜成名，更有许多美好的、值得我们表达的东西。正所谓再苦的生 活，都有甜蜜。再甜蜜的生活，都有烦恼。放大颓废生活，灰色人生，阴暗表情，欲望表演，而舍弃生活的温润、人性的温度、社会的温情，舍弃生活的丰沛和多 彩，舍弃生活的真善美，用生活中的阴暗遮蔽生活中的光芒，显然不是生活的原生态，显然是走出了新写实的真实意图。

　　第五种病毒:以 牙还牙的口水战争。文人骂街，文坛吵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文人相互揭短，文坛网络对骂，已经演绎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口水战，既成了文坛津津乐道的“盛 宴”，也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柄和话题。现在的文坛，似乎老老少少都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会泼妇骂街。别说恶意的对人和作品的攻击，就是善意的批评建 议，甚至一句不经意的、欠贴切的话，都会引来一场经久不息的战争。文坛的龌龊，文人的刻毒，都在大庭广众中暴露无遗。对骂的结果是，文人与文人结了仇，文 坛让外界看了笑话，还培养了一批网络愤青和网络暴民。一个本很普通的文学批评，往往会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而最终演绎成口诛笔伐的网络暴力，变成一场浩大 的笔墨战争。

　　是非多了，文坛就会抹黑。丑闻多了，文坛就会蒙羞。病毒多了，文坛定会霉变。文坛的这几种病毒，严重地污染了文化生 态，破坏了文人形象，损害了文学尊严。我们少数文人的自轻自贱，使文坛的确抹黑、蒙羞。在人们的心中，文坛曾经是那么神圣而庄严，现在似乎不是了。文人曾 经那么受人尊重和景仰，现在也似乎不是了。

　　反躬自省，我们的文坛的确需要重新打扫和认真治疗。打扫灰尘和垃圾，治疗病毒和疾病。否则就会发霉腐烂，病入膏肓。这几种病毒扩散下去，就会导致审美价值的错位，精神意志的顿挫，社会道德的滑坡，民族自信的危机，成为毒害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鸦片。

　　因 此，清除文坛病毒，净化文化空间，纯洁文学精神，维护文学良知，重塑文化形象，再造文学尊严，为社会创造美好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每一个文人所应担负的社会 责任。好在，我们还有更多的文人在坚持着文学的理念和精神，坚守着文学的良知和道德，文坛才因此没有霉变，文学也因此坚强地活着。这种坚持和坚守，是文学 的生命和脊梁。相信在这样的坚持和坚守中，文坛病毒会被清除，文化身心会很健康，我们的文学永远不死。

　　来源:文学报  作者:彭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