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云幕低垂，冷雨敲窗。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五位。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

　　她叫苏青。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20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好似一部书的封底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缘观点、旨趣趋同成为至交。若就当年影响说，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

　　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阅历上较张爱玲博杂，充任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她肖虎，颇有虎气。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成败在己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生活失检，英年早逝。苏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泊于国事。

　　苏青在中山公学(初中)时，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在一天天变大，“丑”便欲盖弥彰。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深闺中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用模拟独幕剧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讯。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自发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五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

　　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希望她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这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敏感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三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羽毛渐丰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客观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苏青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死了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也相继问世。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文/ 张昌华

　　90年代中期开始，对老上海的怀旧热在几个方面同时显现出来：第一是各种各样的文字读物;第二是一系列消费场所，咖啡馆、酒吧、饭店、歌舞厅，甚至是服装店，“1931”、“时光倒流”、“30年代”……都是以怀旧为特色的消费场所;另外就是与这些消费场所的兴起相联系的装潢风气，包括很多私人家庭、公共场所的装潢。

　　我们都知道，8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装潢时尚是以强调现代感、强调新奇和颜色的明亮为特点的，到了90年代中期开始慢慢有做旧的家具出来，旧沙发、旧椅子、旧桌子、旧皮箱、旧留声机、月份牌、黑白照片……都是新生产的东西，却做成旧的样子;再就是影视作品、图像作品，广告，首先是旧上海都市的故事背景，然后牵扯到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江南旧农村的大家族，老爷、小姐们来往于上海和乡下小镇之间，交替出现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宅和上海豪华的洋场生活，对比也好，联系也好，这构成很多电影和电视作品的基本背景;最后是大规模的街区改造，整条弄堂，整条马路的改建，改建的标准可以说就是“整旧如旧”，恢复旧上海的模样，“新天地”就是一个例子。很多街区都以过去的传奇故事作为无形资产，很多新开的饭馆都标榜说是某某名人的公馆。今天，怀旧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强烈的表现。

　　我们可以拿怀旧热所讲述的这个老上海的故事，与历史记载中的上海大情形做一个比较。

　　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以各种各样的历史记载为依据来看，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过去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都是多面的。前不久《上海文学》上还重新刊登过当时的一幅漫画：黎明时分，一边是打着哈欠的人从夜总会出来，一边是早班的工人上班去，从这个景象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有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些人生活刚刚结束，一些人生活刚刚开始。这就是一个复杂性。当时的经济有繁华的一面，也有破产的一面;，从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且正好是日本鬼子入侵，难民大批逃到上海，逃进租界;从文化上来讲也是完全不同的，有追求新奇的海派文化、讲究奢华的消遣文化，也有鲁迅，有激进的抗议和批判的文化，像艾芜他们那些人，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去上海的工厂里义务给工人开设夜校。就算同样是跳舞厅，现在一讲就是百乐门，其实在工人区周围也有便宜的跳舞厅，有针对年轻工人的各式各样的学校——包括教跳舞的学校。可现在呢，变成这么一个单面的怀旧，只讲老上海的繁华，而与这个繁荣、富裕、纸醉金迷结合在一起的苦难、悲惨和动荡，几乎统统都不见了。

　　在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并存着三个不同的“上海”：一个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个是市南市北的狭窄弯曲的弄堂里所谓小市民的“上海”，还有一个是苏州河两岸的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如果这样说大致不错，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怀旧的故事，都只去怀那个十里洋场的旧，而不怀另外两个上海的旧?更进一步说，对十里洋场的生活本身，今天的怀旧热所提供的图像，也是非常单一的。上海从一个中国式的县城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国际化都市，首先是由外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由“租界”推动发展起来的，因此，你可以说是因为有了洋场，有了现代的工业，另外的两个“上海”也同步发展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一讲起上海，先想到外滩，那是很自然的。

　　可问题是，那个洋场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除了那种半殖民地环境所造成的奢侈的、享乐的、消费的那一面，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比方说那种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开阔的世界眼光、上海人对新奇的东西的敏感、对新的生活趣味的包容和欣赏，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鲜活的一部分。我个人更觉得，上海真正的有活力的地方，还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建工厂、盖大楼，它还有文化上的创造力，上海从1910年代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的生产性首屈一指。即使是当时遭到北方舆论批评的海派绘画和戏曲，对于绘画、京剧和其他地方戏曲的变革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上海更有很好的西洋音乐，出版业非常发达，各种新的思想，譬如马克思主义，都能在上海迅速流传，陈望道就是在上海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这个时代的最激烈的批评也大多是在上海产生的。这就是上海啊，上海当时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就跟这种文化上的开放相关。可你看今天，一讲十里洋场，就是房子怎样考究，大厅什么地板，吃什么样的西餐，这当然是洋场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洋场最重要的赖以存在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既然讲洋场，就应该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讲这洋场里培养出来的奴性和势利眼，如果这些都不讲，光讲洋场的消费时尚，那就是严重的歪曲了。

　　来源:东方网

冰心

冰心的小说在知识阶层与坊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随着1949年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而被人们忘却。直到新千年的世纪之交，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重新定位和展开讨论，梁、林夫妇的名字也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泥沙中再度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文化学术的贡献伴着当年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跃入大众的眼帘。

　　2001年12月6日，南通地区有学者名陈学勇者，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了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冰心写讽刺小说与林徽因送山西陈醋给冰心享用之事，皆来自于李健吾的这篇回忆文章。据抄录者陈学勇说，他是从“不为世人所知”的多人合集的《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中查找到李健吾这篇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文章的，陈转抄后属于第一次重新公开发表。

　　看来这位转抄者陈学勇是比较佩服李健吾之才识的，他评价道：“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群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费慰梅花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

　　又说：“李健吾非常敬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李健吾的原文与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想不到此文惹恼了一个叫王炳根的人，王氏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者，在他的《梁实秋的私行》(《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上述文章做了引用，借此对冰心的品行给予了质疑。王炳根读毕，立刻感到从头脑到周身“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还)有了不能不说的冲动”。在一股强大的激流冲击下，王氏泼墨挥毫，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辈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其立论点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林徽因才华过人确实不假，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在同一层面上与其对话的人也没有，如袁昌英、陈衡哲(算是前辈)、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杨刚、韩素音、丁玲、萧红、张爱玲等都与林徽因一个时代，有的还与林有一定交往。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那就是冰心。

　　二、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

　　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便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应为堂叔父)。林觉民在广州出事后，家里怕受株连，变卖了位于福州杨头口的住宅大院，而买房子的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1919年冰心随父从山东烟台返乡，住的就是林觉民住过的这座院子。

　　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

　　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按：照片可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插页)。按照王炳根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纪录”。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三、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王炳根认为，这段文字再度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

　　四、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60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王炳根《她将她视作仇敌吗？》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击。对于王炳根提出的第一条，陈学勇未能回应，应是当初所言确有些过分之故，让人抓住辫子竟有些鸭子吞筷子——无法回脖儿之势，只有装作没看见避而不答。

　　对于第二条，陈氏的回击是：王炳根只列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如同乡、同学以至对方与林徽因的友善，并不能说明冰心与林徽因二人之间就不能“结怨”，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二人在美国绮色佳的留影，没有看出有多么亲密，只不过是一般青年的聚会场景而已。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对于第三条，陈氏认为，所谓冰心赞美林徽因的文章仅限于林的美貌与文才，所涉人际关系，只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但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有的却溢满情感。冰心在文章中为什么干脆不提林徽因？不行，因为该文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面向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大批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当年在文坛和海外的影响。何况文中列举女作家数十位(按：文中冰心列举了前辈的袁昌英、陈衡哲等，后辈说到了舒婷、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岂能置林徽因而不顾，这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的。面上不得不如此，但私下里就不一定了。陈学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对于第四条，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查研究，并举例说，冰心本人曾写过一篇胡适百年诞辰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中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就各载一封冰心致胡氏的书信，且从信的内容看出，不仅冰心本人与胡适有所接触，而且两家都有来往。可见仅凭记忆与当事人自白是靠不住的。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不搭界。只要看一下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就知道冰心笔下的太太影射的是谁，因为徐志摩在《偶然》一诗中关于云彩的意象是众所周知的。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陈学勇还引用了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冰心对徐志摩罹难后与林徽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证明二人性格与处世哲学的不同，意思是林对徐敬重、爱护有加，而冰心“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载《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王、陈论战一时无果，而作为读者的大众自有不同于二人的看法。

　　就陈学勇的最后一段话而言，怕是对冰心的“意指”没有琢磨透彻。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信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徐志摩的“微词”是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怜悯与冷颜之爱的，而这些“微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她思想的铺垫，真正的爆发点则落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面，这是一句颇有些意气用事且很重的话，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从文字上看似泛指，实为特指，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直到许多年后的1982年，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再次做过如下说明：“至于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在次年给陈的信中，凌叔华再度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凌叔华的表白，除了向陈存周说明他与徐志摩没有情爱关系外，还透露了文学史与徐志摩研究者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和破而未解的一个悬案，即徐志摩遗稿和日记到底流落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圈内人士通常所说的“八宝箱之谜”。为了“八宝箱”中的遗物，凌叔华与林徽因、胡适等人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但与已死去的徐志摩已经没有关系了。因凌叔华与徐志摩生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触与友情，徐对凌有所帮助，凌尽管没有给徐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致陈从周信)而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空谷回音》载《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联想梁从诫一提到冰心就“怨气溢于言表”，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其间必另有痛苦而又难以言传的隐情。假如同王炳根所说的那样，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不但没有结怨，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后代却又以德报怨，对与自己母亲友好的这位阿姨心怀“怨气”，那么不是梁从诫脑子有毛病，就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冰心可谓人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99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益寿齐彭。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却早早地于1955年51岁时乘鹤西去，徒给世间留下了一串悲叹。

     (摘自《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海南出版社岳南)

　　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我好恨呀，这一层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边，我是完全准备了的，我知道我的龙儿的心坎儿只嚷着：“我冷呀，我要他的热胸膛依着我;我痛呀，我要我的他搂着我;我倦呀，我要在他的手臂内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与舒服!”――但是实际上只能在旁边站着看，我稍徽的一帮助，就受人干涉，意思说：“不劳费心，这不关你的事，请你早云休息吧，她不用你管。”哼，你不用我管!我这难受，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

　　龙，我的至爱，将来你永诀尘俗的俄顷，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你最后的呼吸一定得明白报告这世间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龙呀，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儿”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放置着，永久的缠绕着。真的，龙龙!你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

　　注：徐志摩向陆小曼求爱时，一个是有君之妇、一个则初为人妻，但从他们互通的情书来看，他们相爱的热烈火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徐志摩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后，连许多自认为是开放新潮的人读了都觉得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徐志摩给陆小曼写这封情书时，他们的爱情还处于一种“地下”状态，第二年10月3日，这对被称为“才子佳人”的浪漫情侣终于如愿以偿结为夫妻。

　　徐志摩22岁时，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出国留学。他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后又于1920年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的一些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死于意外空难，结束他短暂而浪漫的一生。徐志摩的留学生涯虽然不长，留美整整2年，但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2年，但转入剑桥皇家学院是赴英半年后的事，真正投身文学研创不过一年半，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徐志摩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徐志摩将以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选择和接受方式。

　　他在留英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特别研习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而且还借助某种特殊的机遇，直接交往和接触了许多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是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福斯特、文艺理论家瑞恰慈、奥格登、弗莱伊，及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屈奇、汉学家魏雷、翟尔斯等这里所列人名的原文依次为：Bertrand Russell, Thomas Hardy, George Bernard Shaw, H.G.Wells, G.L.Dickinson, Edward Carpenter, Katherine Mansfield, E.M.Forster, I.A.Richards, C.K.Ogden, Roger Fry, Maynard Keynes, Lytton Strachey, Arthur Waley, H.A.Giles。，如果再加上他当时想见而终于未见（或后来得以交往）的外国作家这就不局限于英国作家了，前者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D’Annunzio)，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后者有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数就更多了。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但这种对西方文化人士的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文化交往，也是够令人称奇的了。之后，徐志摩又分别两次出国旅行，以崇敬的目光留恋西方的风土人情，并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文。

　　徐志摩留学英伦时，英国文坛正处于新旧文学思潮交替并存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作为浪漫主义之余绪和现代主义之发端的唯美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势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正是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同时兴起的时候。其中意识流文学更是直接发生在英国；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常常流动于英美两国之间，加上语言的便利，象征主义诗潮对英国诗坛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他如起自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等对英国文坛也有影响。从徐志摩个人接受视域看，他对欧美特别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现象都有接触，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徐志摩对19世纪浪漫主义的接受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他对歌德、雪莱、拜伦、济慈、勃郎宁夫妇的钟情和译介是人所共知的，他常常以雪莱和拜伦自喻，他本人的大部分诗作也表明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倾情，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题作为自己诗集的书名（《猛虎集》），而他的浪漫爱情更为他赢得了风流诗人的雅号。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徐志摩那样全人全心的把自己归属于浪漫主义时代”（魏雷Arther Waley《我的朋友徐志摩》）。另一方面，徐志摩对作为浪漫主义在欧洲的余绪和转型的唯美主义思潮也有很深的浸染，他曾翻译过罗塞蒂兄妹、史文朋、西蒙斯等人的诗作，而后来与闻一多等创办的《新月》杂志，从刊物的立意到版式，风格上都有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影子，徐志摩本人虽然不是译介与宣传唯美主义最力的新文学作家，但那些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作家如郁达夫、闻一多、邵洵美等，恰恰都是他的气味相投的好友，而他的诗文所体现的艳丽的色彩、华美的辞藻和精妙的音韵旋律，都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对徐志摩诗文风格的一个公认的标志。

　　但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徐志摩本人的阅读和交往视域来看，他对现代主义思潮也有相当的接触和感受。如上所述，因开始有旅欧的林长民（曾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引见，他得以同伦敦的上流社会保持往来，也得以与英国文坛精英们有着广泛而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从文学和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至少会大大加深对文本接受的影响程度。从他的交往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由维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的伯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间有许多往来，虽然并没有他与那位意识流女将的交往记录，但徐志摩确实与其他一些成员有频繁交往并建立了友谊，其中就有弗莱伊、斯屈奇、凯恩斯和罗素。尤其是在弗莱伊那里，徐志摩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有了深切的感受见徐志摩《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菲儿的印象》，《徐志摩全集》第三册，上海书店1995年版。。也许因为创作文体上的差别，徐志摩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没有作过专门的评述、介绍，但他对于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却也颇有兴趣和领悟。1924年，他曾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死尸》；1929年，他又写过《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

　　徐志摩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过分。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见《〈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40)，美国建国初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1920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仅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名人，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罗塞蒂、布莱克，（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对象，写下了大量“笔下常带感情”的富于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一种译介方式，当然直接的译介还有许多诗歌、小说、戏剧的译作和介绍，其中又以诗歌的数量最多。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接受视域丰富性与复杂性当然与他所处的中外文化交汇的具体历史情景有关。20世纪初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空前激烈的时期，19世纪后期的屈辱遭遇使中华民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外来刺激下获得了空前的高涨，而在传统文化体制的权威日渐褪色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文化的新的价值参照。于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乃至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便同时成为肯定、仿效的榜样，这种历时文化传统的共时化接受，本身就规定了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复杂性。从徐志摩个体而言，他的西方视域果然不可能覆盖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但其丰富和复杂性也同样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果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也与上述徐志摩的开放文化心态和独特的个人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若是透过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发现，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接受有着不同于其他同时期作家的自身的特点。至少在他与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上，他与同时期留学海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相比不尽相同。

　　在接受影响的方式上，与同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曾留学外国并因此而走上创作道路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的外来影响不仅来自于大量的阅读，而且更来自于与外国文艺和文化界人士的直接交往，而后者对曾游学美英两国，特别是在英伦有着广泛交往的徐志摩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另一方面，从接受主体对对象的选择来看，徐志摩与同时期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王独清等新诗人也不尽相同，后者在留学期间深深浸染了当时所在国的后期象征主义艺术思潮，并将这种倾向直接付诸创作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其创作风格的明显标记。而徐志摩所公开标榜和崇拜的，也作为他诗文创作的最大特征的，是在英国文坛已经成为历史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创作，而在他留英时期，正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和创作实验方兴未艾的时候。而且，综观徐志摩一生的创作，他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没有越出19世纪浪漫主义的范畴。若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徐志摩短暂创作历程（从诗兴勃发的1921年到1931年遇难，仅10年时间）中的风格变迁作一个大体的描述，如果说他的早期（留学期间和回国初期）诗作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抒发，那么，他后期的创作则开始显现出某种现代主义气息，而这恰恰是在他远离现代主义本土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及其变化和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以及他的感受濡染过程的这种错位式对应，形成了徐志摩西方视域中的独特情景。导致这一情景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需要将接受个体置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双重背景之下，同时应注意将个体的接受“前结构”、接受具体情景和所处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一方面避免两者间的割裂，另一方面防止相互取代。

　　首先，即使我们将徐志摩作为新文学作家中最为典型的浪漫诗人之一看待（许多论者往往这样认为，就是徐志摩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如胡适、朱自清、梁实秋等人也有类似看法），但也不应当忘记他不可能成为西方浪漫主义的“拷贝”，若以西方浪漫主义的基本特性来衡量，徐志摩仍远非真正浪漫主义的，何况浪漫主义在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事实上，徐志摩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限定，它主要表现为诗人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内核，以主观情感的直接抒发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标准，对英美浪漫主义诗风的一种认同，但他的接受视域对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思潮也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覆盖。这一点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其次，徐志摩的英年早逝，使他的诗文创作突然中断，从而令他的生命乐章永远终止在“浪漫主义”的旋律上。事实上，他后期的创作已经带有日渐明显的悲观绝望情绪和现代主义艺术的破碎感，从早期“雪花的快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一诗写于1924年底，后收入《志摩的诗》。，到后来的“我不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引自《迎上前去》，作于1925年10月，后收入散文集《自剖集》。，再到将生活看作“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引自《生活》，1929年5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以至“提什么以往，——骷髅的灵光！”引自《活该》，1929年11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哈代和波特莱尔的色彩逐渐加重，如果天假以年，徐志摩无疑会对新诗坛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同时其诗风也肯定会日渐偏离浪漫主义的视域。

　　再次，从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具体接受情景来看，当时英国文化大背景和他所处的具体文化环境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差异，而这种差别在中国作家对西方思潮的接受情景中或许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徐志摩留学时期（1920—1922）的英国，正处于前现代与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19世纪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虽然已至尾声，但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仍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种种先锋实验虽然已经在一部分作家中积极展开，特别是以维吉尼亚·伍尔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更是在当时和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先锋作家的文学实验和文学思潮的变革努力毕竟还没有成为经典，还没有成为大学教学的对象，还没有完整地进入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视野，这就多少影响了作为留学生的徐志摩在接受和实验过程中的选择，这样，虽然徐志摩也亲身感受了欧美现代主义思潮，但在他本人在早期的创作实践中却一开始就选择了浪漫主义。后来虽说沾染了日渐浓厚的悲观气息，但浪漫主义仍是其作品的主要特征。

　　另外，这种文学接受上的时空错位现象，不仅表现在接受主体方面，同时与传播中介的作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作为影响源文化之主体的态度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接受者的接受视域。在徐志摩的西方视域中，哲学家罗素既是他所崇拜和接受的对象，又是对他的接受视域和接受方式有着重要影响的人，而罗素对中西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态度给予徐志摩很大的影响。徐志摩之所以离美赴英，就是“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本文作者注）认真念一点书去”引自《我所知道的康桥》，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罗素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不过，罗素对徐志摩思想上的影响主要是在启蒙主义的意义上发生的。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是当时英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徐志摩常常参加的剑桥学术团体“邪学会”的成员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沙龙的座上客，罗素虽说没有专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评析，但从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艺术始终持保留态度，至少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意识流文学的哲学鼻祖伯格森就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对意识流的心理学鼻祖威廉·詹姆斯也褒贬参半。另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罗素认为，“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之方法，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观念，二者渐合，庶乎可矣。”引自罗素的《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1925年，第181页。显然在罗素看来，伯格森直觉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特色，不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路。罗素的这种思想倾向对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像这样影响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人物，还不止罗素一人，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展开。

　　在主客观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导致的这种错位性接受，使徐志摩终于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舞台上。他的英美式的政治理想，他对西方浪漫主义诗艺的悉心把握和独到创意，他的诗文所显现的富丽浓艳的意象和辞藻，优美的音韵旋律，很快引起文坛的瞩目，再加上他对浪漫爱情的执著追求，热情好动的性情，一下子便迷倒了许多青年读者。“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朱自清先生的描述可以概括徐志摩在当时读者和新文学人士心目中的形象。

　　但回国后的徐志摩，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连年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日渐显露，而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的暴力革命又有一种恐惧与怀疑，再加上他在个人婚姻和爱情理想追求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终而破灭的绝望经历和体验，于是，他的诗文创作便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逐渐转变为失望、矛盾、忧郁、疾忿，最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感日渐浓重，还弥漫着宗教神秘和宿命意识，尽管还时不时竭力要发出飘逸亮丽的嗓音，如后期的《黄鹂》（1930）和《云游》（1931）等，但毕竟已掩饰不了那股逼人的寒气，事实上，在他的生命夭折的前夕，徐志摩已开始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气勃勃向西方19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的绝望、危机和破碎感的过渡。

　　总之，统观徐志摩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关系，他在对影响源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错位：一是在他留学英伦，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亲身感受西方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却以已经成为历史至少是走向衰退的浪漫主义为楷模；二是当他回到政治经济上远远落后的祖国，远离现代主义发生的国度时，却又在有意无意之中日渐靠拢现代主义，尽管事实上在他意外地结束生命之前，其创作仍没有逸出浪漫主义的范畴。这两次错位的交织，构成了徐志摩对西方文学思潮接受视阈中的复杂图景。对于前者，本文尝试作出上述几点分析。而对于后者，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古典与现代传统在徐志摩身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契合是相当明显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位最为西化的新诗人身上的作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实，在徐志摩开始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现象背后，还包含着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反叛性因素再生所起的作用，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探讨。但通过本文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跨文化的文学接受在最具体的层面上，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仔细区分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环节和特殊情景，只有透过一系列具体个案，才有可能准确概括出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接受中的这两次错位现象，都反映了跨文化接受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接受主体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除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历史的真实，还有接受主体理解的真实；在文化和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常规逻辑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具体的特殊逻辑；在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接受环节上，都包含着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的交互作用。
作者：宋炳辉，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

　　徐志摩在国内就与林长民相识。听说林长民来到伦敦，要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演讲，徐志摩一大早就赶往会场。在电车上他见到了十分景仰的著名作家狄更斯，但没敢冒昧地上前联络。林长民的讲演结束后，徐志摩找到林长民，请求他帮助拜会狄更斯老先生。林长民让他第二天到林的住处去，仔细谈谈，以便引荐。

　　第二天徐志摩去林长民的住处时，恰巧林长民临时有事外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那颀长秀挺的身材、俊逸潇洒的气质，以及纯真谦和的微笑，给徐志摩一种天仙下凡的感觉。他们的交谈中，徐志摩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就在眼前。

　　情窦初开的林徽因爱好文学，读过徐志摩的诗作，也为徐志摩的聪颖的才气、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和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他们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自此，几乎是每隔一两天，一到饮下午茶的时间，徐志摩就不请自到。徐志摩到林家虽说有林徽因作陪，但是当着林长民的面，徐志摩总觉得有些话没法跟徽因讲，于是他就在未造访的那一两天给林徽因写信。他热烈、火辣的信，让豆蔻年华的林徽因激动不已。她给徐志摩的回信也让徐志摩读得神魂颠倒。

　　有一天，徐志摩给林徽因写了一封热烈的求爱信，林徽因读了心怦怦然，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答应了徐志摩的求爱，就会给他的妻子张幼仪带来伤害。在一次与徐志摩见面时，她劝徐志摩不要想入非非：“徐兄，我不是您的另一半灵魂。我们是太一致了，就不能相互补充。我们只能平行，不可能相交。我们只能有友谊，不能有爱情。”说完就哭泣着跑开了。

　　此时的张幼仪早已从徐志摩在家里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估计他是心有所属。特别是她见到林徽因之后，更是看出了她与徐志摩的暧昧关系。于是她决定离开沙士顿到德国去。她与徐志摩谈了自己的想法，竟然很快地得到徐志摩的认可。徐志摩没有听她说去德国的理由，就在三个星期后，送她到了德国。临行前，张幼仪还让徐志摩陪同她与林徽因辞行。

　　徐志摩从德国回来之后，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经回国了！房东的守房人问清他就是徐志摩后，就将林徽因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林徽因写道：“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又说：“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徐志摩读完信颓然地坐在沙发里，心里一片空白，从此他成了一个“鸡飞蛋打”的单身汉。

文章摘自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作者：赵朕，王一心

　　张爱玲与苏青的交往，是从苏青1943年秋创办《天地》杂志向张爱玲约稿开始的，那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人又是有架子的，稿子不肯随便给人。苏青颇知人心理，在写给张爱玲的约稿信中，打性别牌，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心就软了，何况《天地》也并非末流刊物。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文章摘自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作者：赵朕，王一心

　　海派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演进的？史学界见仁见智，比较多的倾向于将海派文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酝酿期、生成期、兴盛期、转折期和更新期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海派文化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

　　一．海派文化的酝酿期。

　　1843年开埠以前，可以视为海派文化的酝酿期。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远在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奠定了海派文化的根基。尽管上海历经近代一百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吴越文化的底蕴无论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家角镇的水乡街巷，或者松江醉白池经典的江南古典园林中都能寻觅到踪迹。

　　吴越文化是一种水之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为前提的，因此变异性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吴越文化具有开敞气质，上海西联内陆、东濒大海，自建城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时至今日，在船只来往穿行的黄浦江上，当大洋彼岸驶来的船只和上海船厂下水的大山一般的巨轮相遇时，相互“呜——”一声礼貌地打个招呼，擦肩而过；而从太湖水域开来的一艘艘小运输船穿行其间，确确实实如在高山峡谷之中。这景象，化为一股强烈的直感涌上心头：世界——上海——内地。这种横向的直感，看纵向的历史书是不会有的。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这表现在它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心理，在经过一番经济原则的权衡利弊之后，它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它不仅仅是多元的，而且是自由的。因此在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袭下，海派文化倾向于“媚俗”和大众化的共生的审美取向，多元性、多重性的拼贴重构的文化内涵使海派文化不再局囿于民族性和地域性。

　　江南的吴越文化圈——长江下游杭嘉湖苏平原地区，自宋明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风气比较开放、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正处在这个文化圈的东缘，海派文化在其漫长的文化积累时期，秉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了多样而又兼容、敏感而又合时宜、实效而又富于创新的特性。清嘉庆年间，上海因其连通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盛，上海在文化事业上亦有可观的进展。学校有镇学、县学以及申江书院、蕊珠书院的设置，艺术有云间画派的流行和申曲的产生，建筑有静安寺、龙华寺等古刹和豫园、东园等名胜。自明代开始，上海涌现了不少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徐光启就是其中最具有开创精神的一个。他提倡洋为中用，吸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主持修改郭守敬的《大统历》，编著《崇祯历书》。他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由他编写的《农政全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徐光启的著作和思想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是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而他所具备的兼容并蓄、敢于革新、勇于进取的性格正是海派文化的精神表征。

　　二．海派文化的生成期。

　　从1843年到1898年，是海派文化的生成期。晚清时期的上海是“八面来风”的移民社会，也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海派文化孕育而生。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上海不仅华、洋杂处，而且沿海的江、浙、粤、闽以及内地各省的城乡居民因经商、战乱、求学、谋生、献艺乃至避祸均迁徙落脚于此。这些移居上海的市民基于语言、习惯、联系网等原因，在居住区域、职业分工等方面就自然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小社区。据《上海小志》“杂记”中记载：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多粤人；广东路、小东门街多闽人；福建路、南市内外咸瓜街多甬人甬号。从沪上各业情况来看，当时的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公司，因是广东华侨创办，公司内广东人居多，银楼、五金业宁波人多，运输、码头、理发、沐浴业苏北人多，皮货业东北人多，古董行业回民多。携带不同文化“版本”的移民自各地萃集于上海，使上海的语言、饮食、习俗等文化载体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色。上海的马路取名于全国各地，上海的市民来源于全国各方。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迁移意味着文化传播，他们的定居意味着文化汇聚。正是这些原来的“异乡客”在沪上集聚、交往、融合，从而在上海这个特大城市里产生了“南腔北调”和博采广纳的异趣。

　　人口的高度异质、文化的多元并存，导致亚文化群的崛起，其结果便是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一统天下、高度集中的单一格局，而演变为多元文化取向。上海移民社会的多元文化结构无疑对海派文化的生成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海派文化是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的产物，是在西方文化浸润下传统艺术与文化的一种歧变，其基本核心是开新蜕旧、博采众长、突破陈规。在最初作为海派文化亮相的绘画与京剧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画风清新华美、不囿于法度、不重复前人，着意于新的时代、新的气韵，是对中国古老绘画艺术的一项推动。同样，在京剧舞台上，从南派京剧中派生出来的“海派京剧”，则敢于吸纳西方文化和近代科技成果，进行剧场改革，创新舞台设计，实行男女合班，创演新剧目，采用灯光技术以烘托剧情。艺坛上的新思想、新风格的不断涌现，体现了海派所特有精神：不拘一格，推陈出新，这正与移民务实求新的性格相契合。移民们未必有十分辉煌的过去，他们大多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打造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喜怀旧、较少拘泥于成规的束缚，而更注重现今和未来，更易接受新兴事物。移民的这种“鹜新”心态汇成了一种文化氛围和导向，成为海派文化立足发展的社会动力。

　　三．海派文化的兴盛期。

　　从1898年至1949年，海派文化步入了全盛时期。上海自开埠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洗礼，至20世纪初叶，已经演进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根本前提在于其高度发达的都市商业、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初步繁荣的市民社会，因此，商业性、政治性和市民性也就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的显著特征。

　　当时的上海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最活跃的工商金融中心，商业意识和利润原则渗透、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活动自不必论，文化活动也被纳入了商品化的轨道。无论是报刊、书籍的印刷、发行，戏剧的排练、演出，还是电影的拍摄、放映，都严格遵循市场的需求和经济运行的机制。商人最初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从事文化经营活动，但现代生产技术和商业化经营模式的引入却从一个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上海的出版业、新闻报刊业、戏剧和电影业等迅速地发展起来。于是，上海有了傲视全国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等大型文化机构。因为有了这些文化机构、文化产业，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聚集于此，培养、造就和吸引了大批文化精英、文化大家。无疑，商业化是海派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动因和显著特征，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文化，从表面上、孤立地看是对立的，但从内在去看，它们之间是紧紧相连、环环相套的。

　　近代上海社会也是政治性文化空前繁荣的社会。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推动着政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政治化，另一方面，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在客观上为文化人的活动提供了宽松有利的场所。从戊戌变法以后，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麇集于上海，创办维新报刊达20多种。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标志着小说界革命的开始，小说界革命的实质是小说救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由此引发了近代上海政治化小说浪潮的兴起。自20年代起，原先居于内地与海外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纷纷定居于上海，原因就在于上海发达的商业、文化以及多元的政治空间为文化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理想的所在。全国一流的精英人才的汇聚使上海成为新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播的中心。《新青年》的创办，《小说月报》的改组，创造社、太阳社的成立，“左联”的组建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些重大思想论战、文化论战的展开，皆发端于上海，而播其影响于全国。那时，上海的文坛群星灿烂，真可用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来形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曹禺等文学大师不约而同地在上海文学舞台上驰骋徜徉，《女神》、《子夜》、《日出》、《骆驼祥子》等不朽名篇也都在上海出版、发表。

　　海派文化是一种现代化的都市文化，它产生于都市生活的土壤，反映着都市人的心态、趣味和风尚，因而具有市民性。它不象旧时正统文化那样局限在士大夫文人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以广大市民群众为接受对象。它以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等特点将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大众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其本身已具有了浓厚的市民性倾向。像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京剧、各种地方戏与曲艺、文艺副刊与小报画报、连环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以及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酒吧等，在上海极为流行，经久不衰，构成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即因其投合了上海市民的休闲需要。海派文化的市民性和商业性特点也极大地促进了海派文化的革新性。大凡革新手段，如海派画家的参用西法，海派京剧的设用灯景，海派小说的现代派技巧等，无不意在增强作品的可观赏性和可接受性，以浓重的世俗色彩和世俗趣味来满足都市生活、市民生活的精神需求。

　　四．海派文化的转折期自1949年至1978年，海派文化处在一个转折期。建国以后，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北移，在商业和文化经营上都很成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被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领几十万文艺、教育、出版、理论大军也陆续迁居北京。从表面上看，海派文化停滞了，或者退化乃至淡化了，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当环境改变之后，社会的文化氛围也将随之改变。海派风格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发生了某种变形，附着了某些新的社会特征。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海派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文化，的确不似从前。但是“海派”作为一种“意识”却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上海人、上海文化最稳定、最基本的精神内核。人们惊奇地发现，上海人把在海派兴盛时期所形成的全部聪明和经验都移至于生活领域，使十分有限的个体空间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精致、实惠并富于艺术品位，有别于“傻、大、黑、粗”。海派文化所固有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完全销蚀，而是从艺术形态向生活形态演化了。无论是曾风靡全国的“假领头”，还是让外地人咋舌的半两粮票、“螺蛳壳里做道场”，即便是在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上海人依然能凭借其聪明才智精致地生活着，尺寸恰当地生活着。不少富有海派精神的优秀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文学作品诞生于上海滩。建国后的30年不是海派文化的停滞期，相反，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它使海派文化更加扎根于市民大众社会，更加贴近上海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呈现出以“人”为本位和世俗化的特征。

　　五．海派文化的更新期。

　　1978年以后，海派文化迎来了它的更新期。更新开始于对文革的反思，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揭开了政治反思的序幕，在全国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80年代中期，一场由上海文化界发起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大讨论、上海人精神的大讨论，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复兴海派，对海派的重振成为了上海文化人关注的热点。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兴起，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使海派文化重新焕发出昔日的活力。在十余年改革开放中，上海曾经举办了全国第一个探索性画展，上海美协坚持五届九年的学术性探索性画展“海平线双年连展”更是着眼于美术语言的创新，推出了一大批目前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画坛的重要画家。上海的小剧场艺术和话剧探索也一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曾经拥有如胡伟民等一大批导演和热衷于话剧实验的剧作家演员。上海音乐界则有用各种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并取得骄人成就的作曲家如朱践耳、赵晓生，前者曾在国际上得奖，后者以太极作曲法名世，都是名重海内外的音乐家。在舞蹈上则有我国最早的现代舞实践者胡嘉禄。此外，上海文学创作则有格非、孙甘露、王安忆、叶辛、陈村、王小鹰、 程乃珊、刘索拉、陆星儿、赵丽宏、李伦新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中格非、王安忆等已经成为海外学界博士论文的课题。更新期的上海文化确实显露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并且日益朝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上海处于内外文化交汇的中心点，原来的起点是古代吴越和明清江南文化，后来在剧烈的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又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在中外文化的熔炼中，上海不断有新的文化样式出现，海派文化更是以敢于革新、开风气之先的特点著称于全国。政治思潮上发源过“自强运动”、“维新变法”、“义勇拒俄”、“反清自治”、“国货运动”。文艺思潮上发源过“时务文章”、“谴责小说”、“南社诗盟”、“新感觉派”、“左翼文学”。至新文化运动前后，海派文化出现了基本稳定的现代都市文化形态，并以此表率全国。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都在上海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探索出新的学术和创作方法。在衣食住行的市民生活文化中，上海几乎日日有翻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在服饰、产品造型等方面还保持着创新能力。文化是以社会为容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海派文化在各个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有些上海人喜欢缅怀过去曾经辉煌的东西，称之为海派情结，而怀旧情绪对于文化上的开拓创新却是无益的。海派文化是不断变革的文化，贯穿整个变革过程的是作为海派文化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创新意识。今天中国的发展势头早已超过了30年代，相信上海有能力开创新的历史，成为东方文化的大都会。

　　2002年9月28日脱稿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文化通史》，陈伯海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文化上海》，李天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说“海派”》，陈旭麓，解放日报1986.3.5。

　　4.《略谈“海派”文化》，姜义华，解放日报1985.9.25。

　　5.《海派：源流与特征》，高惠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6.《市民性：上海文化的主色调》，张广昆，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12月。

　　7.《略谈海派文化的形成及特征》，陶俊，顾忠慈，群文论苑1995年第1期。

　　8.《论近代上海文化中心的形成》，熊月之，文汇报1993.8.29。

　　9.《海派文化散论》，沈渭滨，文汇报1990.7.25。

　　10.《试论近代上海文化之特征》，周学军，史林1996年第1期。

       海派文化变革的五个阶段

        邓伟志 邱靖妍

　　上海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三千分之一左右，人口只占一百分之一左右，但却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地位相当重要，色彩异常斑斓，内涵非常丰厚……它在短时期内为什么会迅速发展的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文化的因素却不应该低估!文化正是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可以说文化是城市持久的生产力、竞争力!

　　报载，解放初期，毛泽东视察上海在和上海市主要负责人谈到上海港起源时，曾经问到，既然叫上海，那么一定就有“下海”了，“下海”又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生活工作在上海的同志需要问明白的内容就更多了。

　　据研究，在距今一亿八千万年前，上海与苏南地区为古老的陆地，后经地质升沉、变迁，在距今二万多年前，上海冈身外缘，即今北起娄塘、嘉定，经南翔、马桥，南至拓林一线以东一带，悉为海水浸没，以西一带则逐渐淤积成陆。近年考古发现，青浦崧泽遗址、金山查山遗址、上海马桥遗址等，表明六千多年前，先民们已在这一带劳动、生息。所以有学者概言：“上海历史六千年”。当然，今天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区，在六千年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推移，先民们的活动也不断顺势东移。

　　起初，这里只有几户人家靠打鱼为生，直到十一世纪才形成村藩，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成镇，因地处上海浦西，故称上海镇。上海浦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在明代永乐年间被黄浦江浸没。与其相对的有一条下海浦，在近代租界辟设以后被填没。今杨树浦地区有下海庙遗址，不久前，在原址重建了下海庙。

　　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负责管理中外商船，对货物征税(在今光启路上)。此后十五年，元二十九年(1292年)经松江知府奏准，正式设置上海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9月动工筑城，当年11月就完工，筑成一座周围9里、高2丈4尺的城墙，城墙外还有护城河。1914年冬拆城墙，填护城河，修筑了环城圆路，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人民路。

　　1949年5月27臼上海解放，掀开了上海历史新的一页。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而不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同时，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50年的上海人口，本地的只占15％，非本地的高达85％，国内移民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近40个国家，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人。抗日战争初期，主要是孤岛时期，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人。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人，势头之猛世界罕见。上海也是中国最大港口经济发达的城市。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这里最早开办西人工厂和学校，最多引进西式建筑、市政管理，等等。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就连编门牌号码、人车分道等等，也都是学自西方。

　　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突出，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吧?

　　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有过一次关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争论，对海派文化褒贬不一，这里不及细述。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俨京派”与“海派”》一文，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我们应该从鲁迅先生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得到教益，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期问题，我认为是否可以分为：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就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了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19世纪30、40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等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

　　成熟时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拔乱反正，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海派文化开始新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健康地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然，海派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

　　海派文化基本特点同国内其它地域文化，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客家文化……比较，海派文化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认为，首先必须明确，海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丛树枝，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知道，海派文化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较多的一个复杂的地域文化，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全面地认识，给予正确的评价，以便清醒地加以扬弃，积极而又慎重地看待。

　　什么是海派文化?它的定义应该怎样表述?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上海滩通向五湖四海，上海人宋之四面八方，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上海戏剧舞台上常年百花争艳，上海的菜肴兼有多种口味，上海的建筑物堪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真是五色斑斓，异彩纷呈，充满竞争，洋溢活力……要对海派文化下一个定义，首先，要对什么是文化有个一致的定义，因为全世界对文化的定义多达260余种。我倾向于中国《辞海》给“文化”的定义：“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但对此还需要概括得简明扼要，是否可以说：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那么，我们再来对海派文化下定义，是否可以说：“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明的总和”?显然这过于简括了。

　　我个人意见：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以为可以说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一是开放性，海派文化姓海，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

　　二是创造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的海派京剧开创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动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之下，有些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及时地提出这时特别需要清醒地辨别，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是复杂的共同体，不应该要求它纯之又纯，单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甚至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也有可能混杂其间，特别需要清醒地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