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已是“过去时”了。现在人似乎不记得当时环境，唯独记得彼时的风头。于是很多人一直在呼吁，要寻回我们失落的“海派文化”。

　　余秋雨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上海有成为文化中心城市的潜力，但缺少成为文化中心城市的能力，一味在历史语境中探求“海派文化”，这正是恢复“海派文化”的最大阻力。海派就是没有派。没有文化多元和文化竞争，就不可能有什么海派文化。要发扬海派文化，就应该打开门户，让外面的艺术进来，争一争，碰一碰。最忌讳的事就是关起门来，从故纸堆、老建筑里找，也许确能从缝隙里找到一两份过去文化留下的残片，可那早已不是什么海派文化了。

　　按余秋雨的说法，上海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多半沾染了求稳、怕麻烦，胆子小的毛病。文化领域敞开市场，增强竞争当然有风险、有麻烦。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但市场和观众会有自己的选择和鉴别。观众可以不买你的账。进了市场，就有可能失败。但不进市场，则肯定被市场和观众抛弃。

　　上海许多文化艺术都几十年没创新了。越剧、沪剧、评弹、滑稽戏，不要说面向世界，就是江浙沪这块传统地盘都守不住。老观众不断流失，年轻人始终没兴趣，体制不转型，思想观念更是陈旧。很多剧团还守着国有体制，拒绝进入市场，几年排不出好戏。偶尔花费巨大财力、人力排了新戏，汇报演出后就匆匆收拾起来，等国家拨了资金，又能不死不活生存一阵。这样的文化就能代表所谓“海派文化”?

　　我们常感慨解放后上海的很多文化项目就缺少了“创新”，没有新的曲艺流派，也没有艺术大师。而当时明星闪耀的上海滩正是竞争的结果。有多少明星，脚下就有几倍几十倍的失意者。所有这些“大师”都是在惨烈的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终于成就自己艺术地位。应该说，这些前辈艺术家把上海整体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无论戏剧、电影还是出版、体育，上海本都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底子厚，起点高，可正是这些优势束缚住了后来人的手脚。要赶上前辈艺术家很难，要有创新更难。所以人人都把自己定位在“继承”和“保存”的地位上，只要学到前辈艺术家的一两手绝技，能够模仿得三四分相似，就能够在上海立足混下去了。长期如此，最终才形成了“支支吾吾、嘟嘟囔囔、千人一面、千人一声”的“新海派文化”。

　　上海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它结合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取长补短，逐渐诞生出足以自成一格的文化。这个过程往往是残酷的。各种艺术不仅要与其他艺术抗衡，还要在内部展开竞争，很多老先生的光环逐渐褪去，无奈地离开这个舞台。就是这样，越剧从绍兴乡下的草台班子，变成曲调动听、表现优美的现代戏剧。全上海数以百计的官方、私人电台里不断地播放各种唱段，绍兴的小姑娘变成了上海的大明星。这一切都不过短短数十年时间。而这正是“海派文化”的巨大魔力。

　　上海只是一个平台，应该给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新的、旧的文化提供交流空间，只要这样，丑小鸭就有机会变成白天鹅。国内外很多新兴艺术形式，还包括网络时代的文学、音乐，都已经赢得了大量观众和支持者，其中就包括相当一部分的上海观众。这些艺术从来不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真的要复兴上海文化，它们必然将成为真正新兴“海派文化”的核心。传统的“海派文化”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明天，全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去接受这些新文化。

　　另一方面，传统的沪剧、越剧、滑稽戏也并非不可能在新兴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很多经验表明，只要改变体制，同样的演员进入新的竞争环境，马上释放出巨大潜能，艺术上取得长足进步。市场是公平的，它对“文化生产商”们提出最苛刻的要求，迫使大家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观众、读者。海派文化就是竞争文化，从历史里找是找不到的，唯有放下身段，敞开门户，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来源：东方早报】。

　　看来上海的媒体实在是太寂寞了，好不容易抓着个卖点，捧在手上，久久把玩不忍放手。正好海派文化又面临日渐式微、逐年衰败，因此又有人乘机提出希望周立波来重振海派文化。这么高抬，不知该算是无知呢还是波痴?

　　关于海派文化，也常听到有人发出“拯救”之声，就像对上海话的拯救呼声一样，从中可见有识之士的焦急忧虑。重振也罢，拯救也罢，那不妨先来看看何为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它博大浩广，包罗万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是专业研究者，既无意也无能力去作详尽的全盘论述，只是随兴地较狭义地从文艺范围内简说一二，就算抛砖引玉吧。

　　海派文化(在这里可视为海派文艺)，它自然包括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海上画派，或许也可说这海上画派就是海派文化的缘起，它在几十年时间里诞生了一大批顶尖级的大画家。海派文化，自然还该包括刘海粟的首创人体模特写生，包括鲁迅的杂文，包括曾在上海活跃一时的那许多的文学社团文学期刊。自然，它还该包括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这是足以和京派京剧分庭抗礼的;它也该包括蔡楚生郑君里赵丹周璇上官云珠等众多影人的电影，或者更可以这么说，中国电影从兴起到繁盛一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天然的一套海派文化;它还该包括黎锦晖等人的一大批时代曲，那可是流传至今影响至今的呵。沪剧的诞生，一改戏曲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格局，让现实中的市民登上舞台成了主角，演起了时装戏，此为全国首创，这是典型的海派文化精神。海派文化，当然还包括了张爱玲的小说，包括了江南丝竹，包括了姚慕双周柏春的滑稽戏，包括了张乐平的三毛，等等等等。这些海派文化大家，他们既受海派文化的熏陶滋养，又以自己的独创成就反过来为海派文化的这个“海”字添上各自的一点一提一撇一横，使得海派文化日益壮大，终成蔚为大观、浩浩大势，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独成一派，影响巨大。

　　上世纪前半叶，上海是新式文化兴起发盛的根据地，并最终形成独领风骚的首屈一指之地位。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大师和大文豪云集之地，海派文化终于站上全国文化大舞台，获得了时代主导性和引领性那样的尊者之席位。后五十年，国家体制变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随之全盘改变，因而资本家最多、城市风气最洋化、文化最开明、文化人群最多样化的上海理所必然地成为了改造教育的开刀对象。一次次的运动证实了这一点。海派文化的主体人物，收编的收编，被批的被批，避世的避世，离去的离去，终而，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海派文化，随着得意时段的过去特定环境的消失，从整体上讲偃旗息鼓了，活力渐失，影响渐消。

　　直到改革开放，文化也得以适度开放，海派文化又星火燃起，重新崛起了一波，出现了宗福先沙叶新的话剧，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张瑜郭凯敏的《庐山恋》、《小街》，朱逢博沈小岑的歌，叶辛的《孽债》，陈逸飞的《海上旧梦》系列画等等，更还出现了余秋雨的文化大思考新式散文。不过毕竟环境所限，形成不了大势，最多只能说是起了波局部性的蓬头，把海派文化小小中兴了一下。接下来，依旧归于沉寂，除了有组织有规划地时而推出一两部貌似却神不似的“海派”作品外，可以展现整个海派文化之精气神的原创性动力已失。歌坛没了活气，活跃在一线的著名年轻影视演员都去了北京，两个女的还都嫁去了北方，上海只剩下一批老老演员，全国几大文艺协会的理事会中上海所占名额越来越少。其实还在八十年代，上海的音乐茶座不准外地歌手登台，还要考什么演出证，那其实就已经为后来全国歌手弃沪去京而埋下了失算的伏笔。

　　本以为海派文化在上海已踪影难觅，恰恰又冒出了个少年早成的韩寒，他，可说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承继者。海派文化既已存在过，那它就绝不可能完全消亡，哪怕只剩了点蛛丝马迹，终归还是活着。由于韩寒的年轻，可相信海派文化精神仍在薪火传承，精神不灭。其实老一些的海派文化大人物很多不就是二十来岁即出名站到了舞台上嘛。还由于他的博客点击率为全国第一，亦可见海派文化之精神终究是能爆发出魅人的活力的，终究是有突破性的号召力的。

　　新近冒出的周立波，他是演员出身，从小打下深厚功底，也算得是海派文化一分子，但要靠他来重振海派文化，有点勉为其难。知道了海派文化的内涵，就该明白他还太浮太浅，底气不足，踏不进海派文化的核心。也许只能这么说，他只不过是在上海人和上海媒体长时间自信心失落后应运而生的一个“宝贝”，理所当然被捧在掌心视若至宝了。本来么，一种文化的盛衰，都有其自身规律，又岂是哪一个人能振兴拯救得了的?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拯救不了，全国顶级文化大学者余秋雨拯救不了，全国博客号召力第一的韩寒拯救不了，他一个吃嘴皮子功夫的周立波，又从何谈起?

　　有人认为，凡诞生于上海的文艺作品都是海派作品、海派文化。我不以为然。若果真如此，那海派文化不就一直在我们眼前晃悠吗?又何来振兴和拯救的问题?我以为，这许多年来在上海出生的许许多多作品，其实已离海派文化的要义很远，没了海派精神，失了海派特色，貌似而神不似，实在无法将它们归入海派文化的旗帜下。

　　海派文化，其特征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将古今中外包罗万象文化同聚一处共集一身，相互融合相互吸纳，有扬有弃，再突破创新，以引领时代新潮流。海派文化，形似有派，实为无派，它是任由百家相争，任由百花共放，心胸开阔，襟怀坦荡。由于上海曾有一段时期处于城市急速扩张、人群最多样化状态，五湖四海的文化人不受限制地纷纷涌入上海来寻求和这个城市一同发展，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派文化达到了它的顶峰。而现在已不具备当时那样的社会背景，重振海派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任何一种文化的之所以形成和兴盛，都有它的理由和基础，有它的内因和外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什么都该是与时俱进的，“拯救海派文化”，或许这命题本身就像似有点可笑了。既然不适合当前环境了，那就随它吧，人为的强扭的瓜终究是不甜的。(2010.3.3.)

　　来源：东方网 博客

    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在此后的39年间。上海期刊继承了世纪初的社会改良职责，“一个在亭子间里奋笔疾书的左联青年”是很多人都会在脑中浮现的一幅画面。左联的《萌芽》等杂志是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并且以此为阵地与《新月》等政治对立刊物面对面地进行了多次较量。

    与此同时，经过了开埠后近百年的积淀，上海的城市属性逐渐出现了她的特质，上海的文学期刊也开始逐渐出现城市和生活特性。那时的海派期刊中《文艺茶话》介绍西洋文学不遗余力，以都市男女及描写人性为主；新旧合流刊物为《万象》，张爱玲、苏青在此成为流行作家。

    海派期刊受商业运营牵制，以新潮为首要条件，还有大部分以《小说》为代表，企图把新潮推广到普及的层面，制造出一种大众色彩。而施蛰存主编之《现代》，是一个以不介入政治旋涡为宗旨的纯文学刊物，撰稿的兼有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

    这些期刊和作家确立的所谓“海派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上海文化的主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看作中国的异类，却也绵延流长到了王安忆和《上海文学》。“文革”之后上海又成为全国文学期刊的中心之一，《收获》的发行量曾经超过80万份，这个数字在今天是大多数报纸都难以企及的高峰，而这份纯文学杂志是从来没有广告收入的。文学的肩膀担当“解疑”，担当“释惑”，担当“告知”，文学杂志和文学一起超负荷地反串着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新闻、历史、过去、将来等诸多角色，激越甚而激进。

    80年代《收获》“收获”的是整个中国积郁已久的文学和文学意外的激情，“收获”了马原、余华、苏童、莫言、格非等一批作家。在此之后，文学杂志及一大批准文学杂志进入到一个迅速的“企业化”过程。发表小说的那本文学杂志可以是一位少女加入某协会的票据。“企业化”而外，是越来越“圈子化”。

    90年代之后，面对市场和网络文学双重狙击的上海文学期刊无可奈何地从高峰坠落。在坚持纯文学的推介之外，文学日益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脉搏，而《萌芽》则增加了一个立足于学生的“刊中刊”，发掘了一个韩寒，成为90年代末以来的热门话题。

    尽管办刊物是给读者看的，是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但真正成为中国文学期刊恪守的原则似乎还刚刚萌芽。

    《上海文学》：打开城市的“秘密之门”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很难绕开《上海文学》。

    《上海文学》1953年创刊，当时叫《文艺月报》，1977年复刊，地域特色并不是非常浓烈，是一份面向全国的文学杂志。

    1978年，《上海文学》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从而揭开了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不过，“城市”这个概念还没有清晰地进入当时中国文学的书写范畴。

    《上海文学》有意识地关注“城市”，可能还得从“寻根文学”说开去。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联合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召开了“杭州会议”。会上，李陀、韩少功、陈建功、黄子平、李庆西、李杭育等作家和文学批评家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这个概念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中国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北京的胡同文化等，同时反对西方现代文学的主题横移到国内文学创作中来的现象。会上，《上海文学》当时刚发表的阿城的《棋王》被反复讨论。此后几年，《上海文学》成为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时任主编的李子云女士带领杂志树立了一种前瞻性的姿态。

    当时“寻根文学”的创作背景大多集中在“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文学的“城市书写”。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城市开始迅猛地向前发展，一些尖锐的问题渐次出现。

    上海的评论家是很敏感的，每当一种思潮成为主流时，他们就善于换一个角度思考。1986年，吴亮在《上海文学》发表《城市与人》，这可能是文学界讨论城市文学观念的最早的一篇文章。

    而最早作了文学介入城市日常生活尝试的，要属1987年池莉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烦恼人生》。

    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城市”日渐成为中国社会各种关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纠缠的“场所”。这时候，《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人先生，开始提倡杂志进一步介入人的日常生活和对中国城市问题的关注。

    《上海文学》编辑部开始意识到，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更多的还是“体制内的沉思”，以及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压抑、继而烦恼，但90年代的城市体制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体制外”和“体制内”更为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文学如何书写变革中的城市？

    当时，周介人先生有一个设想，鼓励作家用他们的感觉写出这个日趋复杂的中国城市的现状，从而为理论提供某种感性的参考，因为当时的城市理论多半还停留在用西方模式来解释中国城市。1994、1995年《上海文学》推出了“新市民小说”栏目，城市开始大量的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像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等作品，同时还开展了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

    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人的信念、信仰开始动摇，《上海文学》最早开展了“人文精神”的讨论，比如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的废墟》一文中，就开始认真探讨如何坚守精神立场的问题。

    文学的繁荣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下跌，似乎一直是个悖论，《上海文学》也难以摆脱这个悖论的纠缠。纯文学超越读者的实际接受能力的天性，似乎使文学期刊必然要面临这个困境。如何去调节这个关系可能是期刊后天要努力的。

    1998年，周介人先生不幸因病去世，蔡翔接任《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对城市的关注进一步加强，更强调文学的批判性和思想性以及对生活的介入性。

    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小说、评论、诗歌、散文的机械分类，开始加强栏目化的建设和对城市问题的继续关注，并且倡导一种“大文学化”的叙事态度。

    比如，“上海词典”约请作家程乃珊用充满历史感的文字再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化图景。“城市地图”这个栏目刚开始约请40岁以上的作家，像李其纲、程小莹等的写作大都指向五六十年代上海底层社会的城市记忆。而后来一批更加年轻的作者，主要是网络作者的加入，则侧重于对90年代以后的城市的“现场”描摹，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学书写现象。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栏目背后折射的观念是：历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普通人的历史，这时候，“日常生活”开始进入“历史叙述”的空间。

    在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作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空间受到了某种潜在的限制，在一段时间内，城市下层社会似乎很难进入城市书写的视野。城市真实的生活反而成了一个难以被作家言说的“秘密”。这时候，“思想笔记”栏目的设立，就是意在开拓文学的视野，并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上海文学》1999年的“编者的话”：《认真倾听底层的声音》，似乎敏锐地找到了症结所在。在过去的5年中，《上海文学》一直试图扭转当下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封闭、自恋、保守的趋向。在王晓明主持的“当代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中，不少批评家尖锐地发问：市场经济浪潮中是否产生了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潜在地控制了文学写作？2001年，以李陀《漫说“纯文学”》为发端，进一步要求文学打破自身的封闭状态，以更有力的姿态介入生活。

    在这一段时期，《上海文学》呈现出一种相当开放的姿态，甚至刊发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比如，有一篇文章就是研究深圳某家工厂在大火中丧生的女工遗下的90多封家书。对城市底层妇女的生活状态的关注，来自于“认真倾听底层的声音”。

    已经调离《上海文学》、现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蔡翔先生说，在他编发的2003年第5期的《上海文学》中，有一位从外地迁居上海的女作家指北的中篇小说《上海之环》，提供了有别于本城作家的一个对城市的观察视角。基于一个外地作家的流动性，她写的是大桥工人的生活，上海的外地打工者的生活。在她的笔下，城市生活呈现出另一种真实而隐秘的面目。

    蔡翔先生说，在他最后编发的200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中，有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陈应松的《收粮山》，叙述了乡村在城市压抑中的残酷命运，他觉得，这是另一种书写城市的途径。

    《上海文学》和上海这个城市一起生长，成熟，亲密接触，又懂得冷静下来，自觉打破自己和作家们跟这个魅力城市的过于“甜蜜”的关系。

　　王安忆：在小说中阅读城市

　　所有罪恶的以及繁华的景观，都在城市里流动，给予作家最临界情境的感受，像桑叶喂了蚕，蚕吐成丝，变成一个又一茧，我们抽丝剥茧，里面赫然是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微缩胶卷。

    属于上海的那一卷，王安忆是背后的摄录者。小说是她眼里玄妙的镜头。

    从《上海文学》的《香港的情与爱》到《小说月报》的《我爱比尔》，再到《收获》的《富萍》和《新加坡人》，她的小说之花在上海的文学期刊上渐次开放。

    《我爱比尔》讲述一个画画的女孩“阿三”绮丽而婉转的爱经历及其悲剧性结局，“与外国人的爱”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结贯穿了这个女孩飘忽的青春。

    《富萍》讲述的是“文革”前———1964年、1965年的故事。当时的上海社会组织很严密，王安忆从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

    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都是泡沫，底下才有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蒸腾出这般的奇光异色。多年前王安忆看了一则新闻，昔日“上海小姐”被混日子的社会青年所杀，而后有了《长恨歌》，在筹备近两年之后，近日被搬上话剧舞台。

    爱丽斯公寓里的桃木家具，平安里的竹壳暖瓶以及麻将桌上那“三元四喜十三老，杠上开花海底捞”的麻将经等精致的上海生活图景本身就是一幕活剧。

    《长恨歌》里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的，她用大量篇幅记述上海的小弄堂。王安忆说，《长恨歌》中的人物都是小市民，他们很实际，打不垮。王琦瑶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决定的，“我同情她、理解她，但说不上喜欢她，惟有她性格中的‘争’是我喜欢的，她既要‘争’，又受到‘限制’，就注定了自己戏剧性的命运。”

    她对上海的观察和描述有时细致得让人惊诧，但似乎也正因这一丝不苟的描摹，故事才有了衬景———浮华与衰败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幽雅的淮海路，高高的法国梧桐，飘忽难测变化万千的女人心，喧嚣的家家户户……

    上海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了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这是王安忆小说对城市的观察。

    而小说里的上海人做起梦来有点海阔天空，他们像孩子似的被自己的美梦乐开了怀，他们行动的结果好坏各一份，他们的梦想则一半成真一半成假。

　　我幻想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的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地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苏青在天堂里见到上帝，上帝问她：

　　“你是谁呀?”

　　“我是文人苏青。”她回答道。

　　上帝想了想，毫无印象，只好摇摇头，用抱歉的语气说：

　　“瞧我这记性，比从前差多了。为了对付夜里失眠，人间的书我也常读的，怎么就忘了你的名字呢?”

　　“汉文书您只怕不大看的吧。”苏青大失所望，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一级台阶去下。

　　上帝全知全能，别说读汉文，就是读梵文、拉丁文、吐火罗文、希伯莱文也不成问题，但他承认自己的阅读范围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还要狭窄些，他知道的最后一位中国作家名叫鲁迅，也只漫不经心地读过他的《狂人日记》。

　　她从上帝那儿讨不到一句评语并不稀奇。在人间，能读汉文的全球十四亿华人中真正知道苏青好处的也并不多啊!那块墓碑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何况她的骨灰已被亲属带到国外，大书小写都全然失去了意义。当然啦，这些年国内也出版了她的小说和散文，但总与张爱玲纽结(称为“捆绑”也许更恰当些)在一起，成为一对“上海宝贝”，可是绝大多数读者只买张爱玲的账，不买苏青的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当沪、广两地的“小女人散文”悄悄火上一把的时候，评论家们才恍然大悟：“张爱玲、苏青那会儿写的不就是小女人散文吗?!”有张爱玲罩着场子，苏青总能叨陪末座。这很难说是什么了不得的光荣，反而是一种尴尬。“当年可不是这样的!”苏青心中颇有点愤愤不平，闷闷不乐。

　　一、这个女人不容易

　　苏青的经历远不如张爱玲那么有传奇性。张爱玲先嫁“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嫁美国白胡子左公赖雅，缠绵悱恻的故事成色十足，尤其是她与胡兰成的那档子事儿，经由三毛的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加以铺排和渲染，早已将人们的胃口吊得高与天齐。苏青嫁的却只是个没出息的少爷，为讨取家用她挨了一巴掌就甩手离婚，这哪有一点罗曼蒂克的色彩?那些专喜欢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到处传播谣言挑拨是非的长舌妇，也嫌这故事忒老套了些，真没劲。再说，张爱玲性格怪僻，平日不待理人，凡事懒得计较，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神秘;苏青则是个直肠子，言辞爽利，动情时摘肺掏肝，生起气来呼天抢地，行事则风风火火，清浅得有点让人一览无遗(尽管张爱玲并不这样认为)，简直像是邻家大嫂，过于操心，过于惹眼，反而拿捏不准火候。此外，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写得特别撩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中的调情话至今读来仍令人想入非非，够一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学上三天三夜，也够一些刀枪入库的老年人回味三天三夜。苏青就没这个本领，《结婚十年》并未引领好奇心十足的读者窥见红绡帐里的半点风情，只是独沽一味的自说自话，文笔的摇曳生姿也救济不了情节的平淡无奇;那篇《蛾》写了一位欲望受到压抑的女子，在静夜连喊三声“我要……”、“我要……”、“我要……呀”，也只是草草地与人偷吃了禁果，受了一番流产的苦痛，仍要去做那扑火的飞蛾。这有什么新鲜呢?如今不知有多少女子正乐此不疲。尽管苏青写起散文随笔来远比张爱玲大胆泼辣，但今人嫌她的那点痛快劲是过犹不及，仿佛是拉断了皮筋的弹弓。

　　时代性啊，该死的时代性啊，它是文学的红眼仇家，“时过境迁”这四个字不知使多少文章变得一文不值。张爱玲是天才，她的翅膀能凌越时代高飞而起，飞往光明的所在;而苏青，可怜的苏青只是个顶尖的人才，没有天使的翅膀，她只能在大地上盘桓，终于留在那个时代愈益浓重的暗影中，一天天模糊下去。

　　张爱玲写过一篇《我看苏青》，笔下真心诚意地讲：“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在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讲得更明确：“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张爱玲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她与苏青并没有同行生嫉妒，而是惺惺相惜。苏青也说过女作家的作品她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还盛赞张爱玲为“仙才”。对于张、苏二人的“互相吹捧”，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偏爱冰心、丁玲的读者固然不认账，就是喜欢张爱玲的读者也觉得她过于谦虚了，苏青怎么能与她相提并论!

　　苏青就这么憋憋屈屈地被人踢来踢去，像只泄气的皮球。你若肯认真读一读半个世纪前她的文字，读懂了——不是说读懂了字面意思，而是读懂了她的心灵，读懂了她的生命，也会由衷地赞美一句“这个女人不容易”吧。逆境造就了她，时代造就了她，这样一位于平朴处见奇特，于奇特处见平朴的女子，对她，人们真该换一副眼光去打量和看待。

　　离婚前的苏青不叫苏青，她本名冯允庄，最初发表文章时，署名冯和仪。苏青是浙江宁波人，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靠庚子赔款放洋的留学生，母亲是教师，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苏青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为了结婚的缘故。这场婚姻当然是旧式的，与“爱情”二字根本不沾边。她在大学时曾有过一回动情，但开头算不上浪漫，结局也只剩下悲凄。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里，应其民知道她有了未婚夫，惟一过激的反应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我是多余的。”她也没想过要打破什么包办婚姻的桎梏，也无法安慰他，两人就这样哭过一场算了，真令人丧气。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苏青自始就不是一位敢打冲锋的女性主义者，后来她成了过河卒子，不要命地往前冲，都是被生活的鞭子猛可间抽打成那样，完全无可奈何。冯和仪的丈夫李钦后做过律师，但不曾出人头地，他缺少那股子杀出血路的精气神。“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这是旁观者张爱玲对局中人苏青婚姻的看法。而当事人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苏青颇感无奈地说：“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当少爷在外面胡来，交不出家用，只交得出一记响亮的耳光时，他的话更令人伤心：“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于是，苏青决定争一口硬气，她离了婚，含辛茹苦地带着孩子，单靠一支钢笔挣饭吃，她正有满腹的苦水要倒，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凡物不平则鸣，这么说更好，也没错的。“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苏青能把上海沦陷区的人招引过来，苦其所苦，愤其所愤，悲其所悲，拥有一批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她于愿足矣。

　　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这个以写作维生的女人身上有张爱玲所说的“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能唤醒人人熟悉而又常常忽略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的回忆”，她认为，天下决没有逃避责任的母亲，她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女人可以不惜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他们都应该是我的，是我的呀，我要抚育他们到长大，我要!我要!我要!”又是一口气四个“我要”，但这一回她催动的不是《蛾》中的情欲，而是母爱。惟其割舍不下这份母爱，她无论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有人说，苏青的眼光过于近视，看到的只是女性的生存状态，没有更高层次的考量，没有更高境界的鼓动，于是，她才会卑之无甚高论：“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深切……”今人不喜欢苏青，也就是因为她的思想贴地而行，又过于泥泞，把真话当真话说，把酒精当酒精卖，太老实了吧?

　　苏青之前，没有一个中国女作家像她那样直言不讳地谈性，她把女人温情脉脉的假面撕掉，还原出一张“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真面目，逗号前移一格的效果不仅会使无数花容失色，也令一些卫道士暴跳如雷，她的“赤裸裸的直言谈相”却又令许多正人君子挑灯夜读，捂在被窝里窃笑。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因为年轻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论红颜薄命》)

　　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论离婚》)

　　他说：“我不会使你养孩子的。”她点点头，眼泪直流下来。她知道，她此刻在他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蛾》)

　　这是个退潮的时期，人心彷徨，畏缩，什么都行不通，女人究竟如何是好呢?目前只有一条路，即卖莺是也。……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少数男人之手，女人没有别的特殊东西可以与之争衡，只剩下一个女人的肉体，待不卖莺，又将何为?(《女性的将来》)

　　她拿捏得非常之准，就像是一名心中有数的“内应”，伸手揭看了两性关系的最后一张底牌，这能讨好吗?她没打算要管住自己的嘴，别人——尤其是大捞猛料的新闻记者和杂志编辑——自然乐得从她那里听到“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之类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惊世骇俗原是最招人骂的，但她不怕挨骂。“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她这样的发言多了，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

　　苏青索性豁出去了，她懂得女人，也深知男人的机心，同样不肯饶过。在她看来，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些见异思迁的花心萝卜，家中有一个妻子，外面还要有情人，仍不满足，于是就去嫖。她用拉家常的语气谈这些事，而且妙语连珠：

　　嫖对于男人本来是稀松的事，并不是男人非吃这汤团不可，也决不会有男人拿汤团来当饭吃。太太好比阔人家的饭，虽然不一定需要，不过一日三餐的时间到了，总不免要循例的扒上几口。交际花是精美的点心，也可以补饭之不足，然而不一定人人都吃得起，吃得起的人也决不肯天天只吃此一种。(《交际花》)

　　对于男人在外面如何如何，她不曾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她只是恨那些一意在外面胡调鬼混而对老婆孩子不管不顾大撒把的男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怂恿那些日子过得不顺心的家庭妇女都去做娜拉，破釜沉舟，与丈夫一刀两断。她反而是苦口婆心劝她们要审慎，劝合不劝离，对于世道的艰难，她看得非常清楚：“ 娜拉并不是容易做的，娜拉离开了家庭，便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她真正关心的是儿童公育、职业妇女受尊重、避孕方法的改进这些基础项目，她的姿态始终都只是一种弱者姿态，偏偏同时代的人还认为她过于好强。

　　在张爱玲看来，苏青“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的确，苏青与男人往感情深处交往，总能让他们感到安心，而且令他们觉得不亏欠她什么，凡事都该由她自己负责。这样一来，她在谋生之外谋爱时，想要的新式文人的自由和旧式女人的权利就必然发生冲突，难免失望，她所接触的男人都是那么恶心，那么小气。她曾说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的隽语，然而，又有哪位男朋友能安慰她?苏青离婚后，身边从未缺少过“风雅之士”，他们赞赏她的文章，引她为红颜知己，还与她推心置腹，可说是亲密无间，“结果终不免一别”。她从温馨的情境中跌到冷漠的现实里，发现“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恨也是没用的，她的个性解放远不如萨特的情人波伏娃，甚至还不如乔治· 桑那么彻底，乔治·桑运气上佳，能一连遇到两位有恋母情结的大才子——缪塞和肖邦，苏青则连这样的人影子都没见着。苏青恨过之后，却还得与那些男人周旋，她离不开感情的牵引和温慰，人生的寂寞是一块大冰，总得想法子化解它吧。对方虚与委蛇，她却是全情付出，“吃了亏，没处诉说”，拿得起放不下，又如何能在两性游戏中潇潇洒洒?“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幸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三、在沦陷区打拼

　　在张爱玲的眼中，苏青的长相不错，她曾对胡兰成说：“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有点胭脂。”可惜能看到这一层的人不多，苏青也自觉相貌平平，算不得美女作家。她还特意在《女人与老》一文中忠告过别人：“尤其是写文章，女作家若不肯老老实实写，只一味表示自己美呀，年青呀，喜欢风花雪月呀，则即使人家承认你是美人了，又与作品的优美何涉呢?”她不知道，后世的美女作家竟别出心裁，在裤衩上印上自己的花容去当街广告，或在各大门户网站贴出裸体写真，她生不逢时，终于没能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蛇鼠成群，怒视苏青放言无忌，眼红张爱玲出尽风头的大有人在，小报便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她们，挖苦她们。苏青与张爱玲被称为“小姐”，在某些苍蝇似的小报作者看来也是对神圣称呼的亵渎，令他们痛心疾首，“不禁汗毛为之站班”。张爱玲懒得理睬，苏青却有话要说，而且是惊人之论：

　　……不过据鄙人的意见，“小姐”称呼原来只要她未嫁就可，至于其本身是否处女似乎可以不必过问;否则，每个女人一定要经卫生署检定确实膜的部分并无破裂现象，然后才颁发“小姐”身份证明书，则滔滔者上海小姐恐不多矣。——你的汗毛要站班，伤了风可不干我们的事。(《小姐辩》)

　　真是铁齿铜牙，什么东西都不愁嚼不烂。但把精神徒然浪费在打这一类无甚紧要的嘴仗上，不免让人为她感到可惜。大翻译家傅雷肯化名“迅雨”去批评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却对苏青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不屑一顾吧?她的心思太散，不够凝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那样潜心于创作。

　　写作之余，苏青还罄其所有办了一份《天地》杂志，她与张爱玲初识便缘于约稿，那句“叨在同性”的话差点令张爱玲为之喷饭。与张爱玲一样，苏青心里面也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要不然她的重点作者名单中就不会列入汪伪政权中的要员周佛海、陈公博，也不会包括粘连着汉奸嫌疑的周作人。她与陈公博过从甚密，更是贻人口实，小报上便一再暗示她是陈的情妇。她的文章发在汉奸刊物《杂志》里，也被人诟病不休。她承认自己缺乏抗战意识，但也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保持中立总还是可以的吧，莫非男人丧权辱国，却要孤儿寡母宁死不屈?这是哪儿的道理?艺术家应爱惜羽毛是不错的，可是总还得吃饭，身先不存，文将焉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也没几人有资格去说，那些国统区里只钻钻防空洞的“救国英雄”还是自己先照照镜子吧。苏青的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便有人将她与陈公博的交往用连环画的形式大加丑诋，还诬蔑她广蓄面首，大敲竹杠，无所不至其极，简直就成了一位放荡不羁的妖妇。有人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什么“ 苏青听见胜利和平了便大哭三天三夜，眼泪哭出十大缸”啦，说什么“苏青把家具什物装了六卡车不知逃往何处”啦，更有“苏青羡慕做妓女”——“苏青已经做妓女”——“苏青做妓女没人要”之类的连轴“新闻”，有人将她比拟为“马寡妇开店”中的马寡妇，破口大骂她为“劳合路上夜莺都不如的”。小报如此胡诌还可理解，连《文汇报》那样的大报也在1945年9月6日创刊号上横切一刀： “……至于色情读物，年来更见畅销，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一致的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性的诱惑!”这时期，抗战刚刚胜利，价值标准混乱不堪，大抵有一种现成的看法，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怎么样的胡说八道都不算过分。

　　欺负弱者以逞其强，这正是某些文化人表明革命立场的最佳法门。一本仅出过一期的《前进妇女》即直呼苏青为“文妓”，并要求国府“严惩”，罪状令人闻之变色，“霸占文坛，造成一种荒糜的文风……奴化上海妇女的思想，麻木反抗的意识，使人忘却压迫，忘却血的现实”，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既然她写的都是些充满毒素的书籍，自然该当销毁，禁止流通。张爱玲被抓进班房后，“文化街”那些没心没肝的书贩倒是乐了，他们拿了苏青的书，正好可以赖账，吃定苏青这会儿无依无靠，又撞在刀口上，不敢与他们对簿公堂。那些奸商凌孤暴寡真是会找时机。面对种种欲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舆论，苏青仍不肯忍气吞声，她的愤怒形于辞色，在《关于我》一文中，她直陈胸臆：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1945年，上海光复，原先在沦陷区笔歌墨舞的文人都纷纷改换笔名，惟恐洗刷不尽过去的干系，这种近乎赖账的方式究竟比掩耳盗铃高明几分?苏青却还是本色的苏青，“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大报担心会受到她的骂名连累，不肯接纳这样的顽固分子，她为了一日三餐，还得烹文煮字，因为“胜利不曾替我带来生活费，相反的是物价更高了，我不得不在挨骂声中日以继夜地写下去”，文章发在小报上，委屈在“木匠强奸幼女”的标题之下，她也忍了，毕竟做人的原则未变。曾有人劝苏青识一回时务，撰文吹捧某位妇女界的大领袖，只要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对方稍稍援手便能改善她的处境。可是苏青的骨头太硬，对此婉言谢绝了。在许多人看来，苏青太倔犟，太执拗，太不识相，那就让她受穷，让她在唾骂声中万劫不复。他们搬出“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话去咒她，甚至连苏青的全部积蓄一朝失窃也有人拍手称快，人心之卑劣一至于此!

　　四、连环劫

　　尽管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至今仍是当年那片沦陷区的废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她们的风光只能算是昙花一现。张爱玲大智若愚，眼见花开无人赏，别人的热闹与自己毫不相干，赶紧远走高飞，她知道远方不一定有纯金，不一定有理想国，但远方有自由。苏青留了下来，在上海紫祥里扎寨，报考文化局开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政治课考得一塌糊涂，国家领导人居然只填出毛泽东一个。落榜后，她得到夏衍的特殊关照，这才咸鱼翻身，成了那个戏曲编导班的学员。结业后，她被分配到芳华越剧团当编剧，凭着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写出了不少好剧本，《卖油郎》创出当时上海最佳票房效果，《屈原》获得华东戏曲会演一等奖。她似乎又找准了自己全新的定位。昔日那种烟火气浓郁的小说和散文她已无心再写，也没有地方可发，在国统区死不肯改的笔名现在也乖乖地改了，将苏青老老实实地还原为冯和仪。好日子这才刚刚开个头，《司马迁》的剧本正在“妊娠反应”，厄运就从天而降，政治运动的风暴掀翻了汪洋里的无数扁舟，她也不能例外。1955年，著名学者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警方抄家时，发现了一封冯和仪写给贾植芳的长信，尽管只是探讨与司马迁有关的学术问题，苏青却受到株连。她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坐了一年多的黑牢。出来后，她已被开除公职，可说是贫病交加，一无所有，令她极度寒心的是，当她求助于至亲骨肉时，也被拒之门外，对方声称已与她划清界限，从此断绝往来。“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会变得寄人篱下吗?”她早先提过的问题仍显得太乐观了一些。

　　“他们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

　　早先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过的这句话，现在竟应验如神了。她一辈子都仿佛在激流中扑腾，想抓到一块可靠的浮木，先是男人，然后是孩子，结果如何呢?他们都从她眼前漂走了，她什么都没有抓着，终于遭到灭顶之灾。晚年她卧病在床，只想看一眼自己出过的书，这个合情合理的心愿也颇费周折，才好不容易得到满足!

　　苏青一生一世付出爱的情感，一生一世诚心诚意地做“红泥小火炉”，让别人暖手暖身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位于平朴处见奇特，于奇特处见平朴的女子，就这样含恨而逝，她再也无法看到身后的那点荣光仿佛“流萤渡高阁”似地在世间闪现。其实，她大可不必太担忧，文学史不可能总被“独眼龙”的左公一手遮天，论及抗战时期上海的废墟文学，“苏青”总还会与“张爱玲”成为荆棘鸟的两页翅膀，驮着歌声飞向远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三年后，她的骨灰被次女李崇美带出了国门，在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她能够安息吗?苏青曾在《归宿》一文中言之凿凿地说过：“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将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但愿苏青的灵魂已升入天堂，未尽之才得到充分施展。

　　但愿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宁谧，不再拍遍午夜时分的寂寞栏杆!

　　作者：王开林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生

　　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一些可供儿童欣赏的童谣,民歌和传说,但它们未成气候,更未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清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儿童读物.1907年,早期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在沪问世,不久发表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文中号召专门编译一类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足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辅教育之不及”.

　　早期海派作家着名人物包天笑对此积极响应,在1909年编译了《磬儿就学记》(即意大利作家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这部小说虽是他的译着,但其中有多处是他的创作.包天笑为适合晚清新旧思想交替的背景和当时我国儿童的兴趣,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国化”,而且作了部分调整和改写.例如”磬儿”,就是包天笑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由于包天笑在编译和改写中注重将新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德相融,用心反映儿童生活情趣,尽力使文字生动 流畅,因而这部小说先后印行十次,”行销遐迩,历久不衰”,深受孩子们喜爱.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毓秀着手编撰《童话》丛书.当时,”童话”一词来源于日本,与小说同义.而沈毓秀编辑的《童话》里,就包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欧洲古典童话《蓝胡子》,《睡美人》,《母鹅》,《小红帽》等.到1916年为止,沈毓秀陆续出版《童话》三集10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沈毓秀在编撰过程中,将《童话》分为七至八岁和十至十一岁两种年龄段,并对外国童话加以意译,对古代作品进行改写,使之更适合儿童的浏览兴趣和阅读能力.这套《童话》在少年儿童当中广为流传,产生过很大影响,如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曾告诉笔者:”沈毓秀编的第一种童话《无猫国》出版后,在念小学的我因没买到,向同学叩了三个头,才借到一册阅读.就是这本《无猫国》开始影响我日后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因而,沈毓秀被誉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此后,为儿童译书和写作渐成文坛的新潮,一些书局也纷纷重视儿童读物的出版.

　　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文学新思想的激荡下,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终于破土而出.沈雁冰早年撰文回忆,”‘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说,那时”儿童文学”是教育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可以说,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是在译介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起步的,也是在中西文学的撞击和交汇中萌生的.这注定它必然带有海派文化的某些特征.

　　早期儿童文学刊物的特色

　　我国古代没有儿童刊物.到了近代,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出版《儿童教育画》杂志,起初不定期,后改成月刊,系面向低幼儿童的彩色画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创办起《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上海中华书局也印行《中华童子界》.然而,它们虽有助于缓解儿童读物的奇缺,却因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形象,缺少童趣,以至有人称之为”‘缩小’了的成人刊物”.

　　1921年春,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小学教科书编辑,他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了儿童读物的现状,深深为之忧虑,决定建议创办我国第一份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同年9月,上海《妇女杂志》,《时事新报》等登出郑振铎起草的《(儿童世界)宣言》,其中说:”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翌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周刊问世,该刊系32开本,面向10岁左右的孩子.《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强调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皆为孩子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等,令小读者一看就着迷.《儿童世界》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也向小读者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读物,主要文体有童话,儿童诗,图画故事,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儿童歌曲,寓言等,因文学性强,儿童味足,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并风靡港澳地区,远销日本,新加坡.郑振铎负责期间,童话是该刊最重要的文体,他本人就发表了《竹公主》,《兔子的故事》,《花架之下》等26篇童话.其他作者,译者还有许地山,叶圣陶,俞平伯,赵景深,周建人,顾颉刚,胡愈之等.叶圣陶曾回忆:”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本.”鲁迅对《稻草人》评价极高,认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郑振铎当时也很重视儿童的习作,开设有”儿童创作”专栏,开展过”儿童创作的募集”,这充分体现他贴近儿童,以”儿童为本位”的意识.1923年初,郑振铎调去主编《小说月报》,《儿童世界》一直出至1941年6月才终刊.

　　1922年4月,设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创办《小朋友》周刊,它是以儿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32开本,主要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由黎锦晖主编.《小朋友》的宗旨与《儿童世界》基本相同,但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色和个性,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版式美观,设置故事诗,儿歌,游记,历史故事,名人故事,谜语,故事画,两色画,儿童创作,小朋友文坛等栏目.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既推崇原创,也注重编译;同时还经常登载我国民间故事,黎锦晖发表过自己编写的长篇连载《十兄弟》等,担任编辑的潘汉年也把家乡宜兴一带的《猪婆龙》,《大石桥》,《狗误我》等传说写出来献给小读者.《小朋友》曾风行国内和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它刊出的《两只小猫》,《怪家庭》,《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兽家村》等童话,以及《三滴圣水》,《奇少年》等儿童小说,《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歌舞剧,均深受孩子们喜爱.《小朋友》在抗战时迁往重庆,建国后继续在上海出版.

　　综观以上两份在五四以后诞生的着名儿童文学刊物,不难看出它们既吸收了外国同类刊物的优点和经验,又根据本国小读者的情况大胆创新,开了风气之先.它们鲜明的特色是,在编辑方面引入新的理念,提倡”兼容并包”,坚持编者,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装帧设计方面,不仅追求儿童情趣,而且注重时尚别致.这在当时实际就是海派文化风格的一种折射.

　　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

　　”五四”以后,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入探索,被视为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前提.因而,一些学者,作家都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了努力.

　　1921年3月,严既澄在上海国语讲习所发表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演讲中指出:”一个人方在儿童时期,而先教他做壮年的预备,勉强拿成人的见解来逼他受教,这岂不是破坏了儿童时代的生活了么?”他认为,”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儿童文学,就是专门为儿童用的文学”,”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

　　1922年1月,郑振铎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近代文学与儿童问题》,说:”我爱’儿童底国’,这国现在还埋没在烟波里面,未曾发见.我得用了我的船去寻求.”同年夏,他又在《儿童文学教授法》中指出:”文学是普遍的,成人和小孩都有这种的需要,不过儿童期似乎更需要些”;”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故事内容要切合一般儿童心理需要的嗜好”,”句法和风格须美丽精密”,”描写宜要主要人物”,”要描做什么的事情”.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谈到:”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

　　1924年,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提及:”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基础上的一种文学,以适应儿童的自然需要……从创作方面说:定要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化身为婴儿,然后自然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从赏鉴方面说:定要使儿童欣赏时,觉得完全出自己心坎,不期然而与之起浑化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文化名人都演讲,撰文,着书,系统地对儿童文学的使命,功能,特征进行了阐述.

　　当时,儿童文学理论园地一片荒芜,亟待开发.恳荒者们怀着对儿童”浓厚的感情”,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历史和现状进行大胆探索,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新儿童文学观.这与海派文化的精髓完全一致.

　　总之,在风雨如晦的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上海发源绝非偶然.这固然同上海是我国近代的文化中心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亦即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海派文化底蕴.所以,近年申城举行沪港儿童文化研讨时,有人提出”海派儿童文学”的概念,众多与会者挺感兴趣.笔者认为,海派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真正觉醒所起过的特殊作用,很值得研究.

　　(本文作者朱少伟，为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副编审)

      “海派文学”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异类，正如鲁迅先生所论述的，以作家身处的地域来讨论文学的品格，显然是不会全面的，也不可能公正。加之这一名称始自“京海”论争之中，其文学现象从历时性上并没有明确的起点，在共时性上除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感觉派”短暂闪耀外，似乎也缺少明确的集结与共同的纲领。因此，讨论“海派文学”的研究文章，无论是褒是贬，一开始似乎是自说自话，带有明显的判决或表白意味，缺少理性的分析与研判。

　　从京海论争时期论者的表述看，论者心目中的海派文学，大约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开始了。无论京派对海派的不屑，还是海派自己的认定，当时人们对海派的界定大约是：地域上以上海为中心，在承续上受了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以市场运作，商业色彩浓厚。

　　“京海论争”始自沈从文。沈从文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９期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他并没有用“海派”这个概念，只是说“玩票”、“白相”这类文学“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对文学商业化的忧虑，沈从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地域性的“海派”，然而其矛头已很明确，因此，远在上海的杜衡起而应战，在《现代》杂志发表了《文人在上海》，文中虽无一字提到沈从文的文章，但给了沈从文以压力。杜衡的文章同时谈到了“海派”文人商业化的原因：“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杜衡的文章又引出了沈从文的《论“海派”》。从而对“海派”进行界定：“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从官方拿到点钱，则吃吃喝喝，为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海派在沈从文的笔下被批得一无是处，自此，“京海论争”开始。

　　沈从文对海派的界定，不仅使杜衡等所谓海派文人不服，也使非海派文人抱不平。曹聚仁分别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７日和２６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曹聚仁认为京派与海派没什么两样，他说：“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点钱，为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文化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要说不同，“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如摩登女郎。”曹聚仁在这里，并没有声讨“海派”，而是看出了“京海合流”。

　　１９３４年１月３０日，鲁迅在一天内写下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参与了京海论争。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乎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在这里，鲁迅同曹聚仁一样，把“京派”、“海派”看作一回事，没什么区别，只是，京派是隐的，海派是显的罢了。

　　在此之前，鲁迅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此文表达了他对上海文人的厌恶，认为他们是新式的“才子＋流氓”。对于海派，他在骨子里是不能接受的。而这次的文章，反倒对海派有了偏袒，这种变化，却是由沈从文引起的。他在１９３５年５月写的《“京派”和“海派”》中说：“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底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秋波。”

　　论争的结果，是海派仍没有得到好名声，曹聚仁在《京派与海派》中说：“海派之罪大恶极至此，虽用最黑的咒语诅咒它灭亡，亦不为过”，“所以，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中也说，“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在此，海派的“罪大恶极”和“小丑”秉性是作了定论的。正因为如此，情形如同芦焚所说，“自称‘京派’的也许有人，却没有自居‘海派’的。”

　　京海文学论争，在对照中烛见了海派文学的某些特质，然而，意气的掺入，妨碍了更深入的学理的讨论，但是，“海派文学”毕竟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品牌被提出来了。

　　二

        在京海文学的论战中，左翼文化阵营却从思想与政治的角度开始了对新感觉派的批判。新感觉派文学在海派文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使海派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楼适夷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在《文学新闻》３３号发表文章《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章指出：“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消解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见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楼适夷的评论几乎成为施蛰存小说研究的定论。钱杏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北斗》第２卷第１期上发表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支持了楼适夷的观点，说“适夷的批评与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不但他所论的两篇是如此，就是《莼羹》和《石秀》也是如此。”他还说，施蛰存的创作，“一方面是显示了中国创作的一种新的方向，新感觉主义；一方面却是证明了曾经向新的方向开拓的作用的‘没落’。”

　　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他曾因为《南北极》而得到左翼作家的褒扬，钱杏在《一九三一年文坛的回顾》中说他的《南北极》“能以挖掘这一类人物的内心，用一种能适应的艺术手法强烈的从阶级对比的描写上，把他们活生生地烘托出来。”但好景不长，穆时英随后出版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几乎得到更猛烈的批判。瞿秋白的《红萝卜》，沈从文的《论穆时英》，刘微尘的《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都对穆时英提出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沈从文的《论穆时英》，文章说：“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无节制地浪费文字，……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时时见出装模作样的做作。作品于人生隔一层。在凑巧中间或所发现一个短篇速写，味道很新，很美，多数作品却如博览会的临时牌楼，照相馆的布幕，冥器店的纸扎人马车船。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东西完全不结实，不牢靠。铺叙越广字数越多的作品，也更容易见出它的空洞，它的浮薄。读过穆时英先生的近作，‘新艺术’是什么？从那作品上便发生‘仿佛如此’的感觉。”沈从文甚至还下结论：“‘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企图作者那支笔去接触这个大千世界，掠取光与色，刻画骨与肉，已无希望可言。”

　　由此可见，海派一开始就被人们看作异类，海派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海派被视为怪物，所以，海派文人的步履是艰辛的，尽管如此，海派文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探索。施蛰存立志要“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他还说：“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此时，新感觉派并没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文章予以反驳，展开论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论述。施蛰存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组织了一些对新感觉派的正面评论的文章。如《现代》１卷５期上的《书评》评价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底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穆时英的小说在《新文艺》、《小说月报》上发表后，《现代》２卷５期扉页上有施蛰存写的广告：“我们特别要向读者推荐的，是《咱们的世界》的作者穆时英先生，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惭的新作家。《咱们的世界》在ideologue上固然欠正确，但是在艺术上面是很成功的。这是一位我们可以加以最大希望的青年作者。”施蛰存还在《现代》２卷１期的《社中日记》中对刘呐鸥、穆时英的新鲜技巧大加赞赏：“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可贵的。”称赞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一篇，是他从去年起就计划着的一篇长篇中的一个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但是，据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就是论技巧，论语法，也已经是一篇很可看的东西了。”杜衡发表于《现代出版界》第９期的《关于穆时英的创作》，全面深刻地评价了穆时英，说“时英是各种手法都尝试，而且，凭借他的才智，他是差不多在每一种手法的尝试上都获得可观的造就”，“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自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的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

　　苏雪林的《心理小说家施蛰存》、《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品》，也对新感觉派作了正面评价。她说施蛰存是“从正面落笔，细腻曲折，刻画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层透过一层，把这个极不易写的题目写得鞭辟入里，毫无遗憾而后止。”穆时英则“笔法是那样的精悍，那样的泼辣，那样的大气磅礴，那样的痛快淋漓，使人初则战栗，继则气壮。”

　　张爱玲的出现可以算作海派继新感觉派衰落后的中兴，但她出现在一个不该出现的时代，虽然极富传奇色彩，书籍畅销，影响很大，但当时在理论界，并未立即给予一定的评价。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于１９４４年５月《万象》杂志上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理论界最早的反映。傅雷发现并肯定了张爱玲的才华。他说，张爱玲作品的出现似乎奇迹“从天而降”，令人“措手不及”。“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他认为曹七巧“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的一世和一家。”傅雷认识到张爱玲小说是“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对意境的精心绘制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傅雷的这一评价，影响着半个多世纪的张爱玲研究。傅雷一方面称《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的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一方面他也批评《连环套》

　　“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虽然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批评进行了反驳，但傅雷的批评确实是十分中肯的。１９４４年５月《杂志》月刊还刊出了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以特殊身份理解解读张爱玲，认为张爱玲的“才华是常青的。”

　　随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大陆政权的更迭，不但海派文学的创作随之中断，其评论也基本停止，在８０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类文学史中，要么完全不提海派文学创作，要么以负面评价一笔带过。而此时，在海外通过夏志清、李欧梵等人的努力，海外对海派文学的研究却成就非凡。这些研究成果在新时期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国内，对新时期的海派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海派文学研究也被打破禁区，首先在大学校园开始了。

　　对于海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新时期以来比较集中的是对于施蛰存、穆时英和张爱玲的评论。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些关于海派作家作品的评论、作家的生平介绍就开始见诸报端。应国靖的《一刻也离不开书的人———访施蛰存》、《论施蛰存的小说》、《施蛰存传略》、《施蛰存年表》、《施蛰存的小说检阅》，虽然有些带有资料性质，但它们透露出一些评论界的新信息。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宋家宏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和《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曹七巧探》，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等则在更深的层面对张爱玲等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集中刊发了一批海派文学研究论文，如周毅的《浮光掠影嚣孤魂———析三十年代作家穆时英》、王连生的《穆时英小说人物原型简析》，夏元文的《论穆时英小说结构模式的创新》，这些文章抓住了穆时英小说创作的精髓，给予了肯定。

　　这些作家作品评论，使人们对海派文学及主要作家作品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后，虽然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等的研究继续在进行，而张爱玲的研究却跃出了学术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段时间形成了一股张爱玲热，尤其是９０年代随着张爱玲在海外去世，更使其作品在市场迅速升温，光是张爱玲的传记，短短几年在大陆就出了数种，这其中就有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的《私语张爱玲》，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２月版的《作别张爱玲》，是张爱玲研究中较充实的史料。传记作品有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出版的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版的余斌的《张爱玲传》，２１世纪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出版的胡辛的《最高的贵族———张爱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刘川鄂的《张爱玲传》等。

　　在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真正为海派文学正名的是吴福辉先生。他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最先提出关于海派文学研究的命题。他的研究，不但揭去了岁月蒙在海派文学的尘土，清除了泼在海派文学上的污水，这些工作带有拨乱反正性质。而且对海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海派文学的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扎实有效的研究。他不但确立了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开创了海派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做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规范性质的工作。早在１９８２年６月，吴福辉就在《十月》上发表了《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文章肯定了“施蛰存小说不乏佳篇”，并认识到“施蛰存径直从提出潜意识理论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弗伊德，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那里接受影响，改变了《上元灯》那种小说的外部叙述方式，使之内在化，逼视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包括对无意识领域，对梦幻、变态性心理的开掘，写出他数量众多的心理分析小说。”这是新时期最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述施蛰存的创作并给予正面肯定。这之后，他又写了关于海派文学研究的一系列文章，为海派正名。

　　１９９５年８月吴福辉出版了海派文学研究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他认为：“所谓海派文学，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２０世纪之初，它特别是把上一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学，吸摄进来，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现代质。”简而言之，吴福辉给海派的界定是先锋性、商业性、新文学性和都市色彩。他将不具有现代质的前洋场文学，排除在海派文学之外。符合现代品格的海派，只能在２０年代末期以后发生。那就是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苏青、予且、徐诸人。在这里，吴福辉首先分析了海派生成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这便是它的商业性，娱乐性，世俗性。即使这样，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出现，却使海派第一次不以通俗品格而以高雅品格征服读者层。而张爱玲、徐的出现，使海派的品位提高到几使人无法漠视的程度。吴福辉说：“海派在这时完成了这两种重大的转移，一是由旧文学彻底移位至新文学，一是由成批产生大众读物升华到创造雅俗共赏的，中西结合的新型通俗作品。”

　　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他既将海派放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探询海派文学的文化渊源，又将海派置放当下的现实环境观照，论及海派的现实意义及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吴福辉还多次进行京海比照分析，在对比中显出差异，显出特色，力求给予读者一个客观的、鲜活的、真实的海派。

　　１９９９年３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将海派文学从１９２５年前后问世到１９４９年告终的２０余年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即黎明期（１９２５—１９３２），发展期（１９３２—１９３７），成熟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追述了海派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轨迹。许道明以“海派文学的历史地位”为题，阐述了海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学，与中间路线的关系。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是海派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李今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海派小说完成了学院式的解读。她从上海建筑空间的变化，印证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一些数据的罗列看似枯燥，却相当有力地说明了现代都市文化在上海崛起的必然与迅猛，并据此指认海派小说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因此显得极有说服力。

　　在寻找海派小说的文化渊源的时候，李今除了肯定此前大家所注意的日本的新感觉派、唯美派、法国的保尔、穆杭外，还仔细描述了１９世纪末的唯美派、颓废派以及马克思主义颓废观的影响。她从海派小说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两方面，令人信服地辩析中国的海派小说与１９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西方先锋文学的贵族化道路，而是将前卫与世俗结合，以艺术探索和实验融入凡俗，走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子。

　　正是在考察上海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唯美———颓废的现代都市文化、大众电影的现代消闲形式的基础上，李今完成了她对中国海派小说的描述，尽管她不打算进行概括性叙述，以避免时间和空间隔膜所带来的误读，而过多地采取了转述和征引原文，这使得她的叙述显得征引过多而有点拗口，但在文本的剖析上，她的一些分析仍然显得精彩而给人启迪，体现了历史性与当代性，历史与文学，文学领悟与人生体验的有机结合。

　　四

         海派文学作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一个风格独具的文学品种，在文学史上自有它独特的价值，近２０年来的文学评论界也从方方面面进行了评说，热闹之余，仍觉得存在一些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８０年代以前关于海派文学的讨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都未能摆脱政治的影响。大陆的漠视和批判自不必说，就是海外的一些评论，超脱的面具下，往往显出政治偏见的谬误，而新时期以来的重新置评，虽然尽量在弱化这一影响，然而多年来的惯性并未一下消失，这种表现就是以实现主义的理论品评海派文学中的一些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从而导致许多背离原作意味的结论，这种现象，无论是评价３０年代新感觉派和施蛰存的作品，还是在评论４０年代张爱玲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近２０年代来对于海派文学的评论，更多地集中于小说领域，而海派作家的大量的散文、诗歌作品（如李金发）等并未得到应有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品评海派文学创作时，许多论者注意到了海派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开放姿态，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揭示，而对于传统文化在海派文学中的潜在的影响，则缺少有力的揭示，除吴福辉等的研究外，更多的论者没有将海派文学在今天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实际上，８０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在很多方面与海派文学当年的生存处境存在可比性，这方面的既有学术深度，又能联系当前文学创作实际的论述仍嫌不足。

　　新的世纪已经来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以更客观冷静的目光审视海派文学。海派文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摘自《海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作者：杨迎平

　　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掀起热潮，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因其与上海城市的最直接的关联而成为其中当仁不让的宠儿。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系统性、宏观性较强的研究成果，如杨义、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人的著作。但就整体而言，已有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薄弱之处。可喜的是，《海派文学研究》在弥补这些薄弱之处上有着明显的突破。

　　一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常见的“文化障目、不见文学”的弊病，而充分尊重海派文学的主体性。已有的关于海派文学的论述，往往特别强调和突出城市文化、都市生态的地位和作用，着重阐释上海文化对海派文学的影响，具有把海派文学作为上海文化的反映和组成部分、并通过前者来证实和丰富后者的倾向。它们在花大量篇幅细密地铺述都市风景和文化背景如何如何、回顾与讨论上海城市面貌与上海文化精神如何如何时，却削弱和淡化了海派文学在整个研究中的主体性。而《海派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始终紧扣住海派文学的主体性、独立性而非只是上海文化附庸的性质，把探讨海派文学的规律作为核心任务而非其他。全书共七章约22万字，仅以一章约十分之一的篇幅阐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生态环境，其余则细致辨析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摩登而趋向自由主义的文化心态、文学功能观、题材观、形式观等，还作出了约10万字的“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和“施蛰存小说论”。全书论述去芜存菁，有物有序，远离高蹈和浮泛，精细而实在，显现出作者作为青年学人可贵的严谨平正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基本功。

　　二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上海障目、不见左翼”的弊病，始终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现场感和真实历史氛围中，在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时代精神、文学主潮、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参照或对比中凸现海派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任何意义上的对海派文学的探讨，都需要将海派文学放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上海”因素和“左翼”因素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此语境中的荦荦大者。然而在以往的海派文学研究中，后者经常沦为前者所排斥、限定的对象而缺席。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主要生发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息息相关，密而不疏，甚至它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许一方面因为老上海的“摩登”过于眩人耳目，一方面因为革命和左翼的门庭日益冷落，人们在众语喧哗地讨论和想象上海时，会有意无意地对左翼文化加以漠视和遮蔽，而忽略了左翼文化本来在建构、呈现新的都市文化方面曾是海派文学的同道的事实，典型者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海派文学研究》避免了这种偏颇，在其论述中，海派文学始终存在于与左翼文学的比对语境中。不同于其研究对象海派作家那样在上海城市内部、从纯粹个人性的视角体验上海、迷醉于其声光化电、灯红酒绿，该书作者自己却是一以贯之地以审视、冷静的、宏大的眼光从高处俯瞰海派文学和上海，把海派文学放在一个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下和背景中来观照。作者不仅在京海之争的光谱中展现海派文学的色彩，而且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的精当剖析、对时代精神和文学主潮的深刻揭示，着重在与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对比和参照中展现海派文学色彩的丰富多变，准确表现了“30年代海派只能在话语霸权的夹缝中生存，只能在边缘处无奈地言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姿态。

　　此外，《海派文学研究》在文本细读和艺术分析方面，也常常能够推陈出新，往往给人以曲径通幽而又豁然开朗之感，体现了作者具有锐意求新的学术识见。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则保存了人对城市的复杂体验，这在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作家那里得到充分验证。穆时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声称离开上海自己“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穆时英《黑牡丹》)，然而要触摸到海派文学作家们的真灵魂，仅从“上海”为代表的外部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细腻精微的文本细读和眼光独到的艺术分析，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海派文学作家的形与神。《海派文学研究》在此方面可圈可点，如“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一章中，作者将刘呐鸥、穆时英放置于同一时空变迁中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对两者的叙事内容、叙事方法、人物形象等阐述详尽细致而不流于空泛，任何论点的提出都建立在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基础上，做足了对材料的消化吸收和对作品的鉴赏感悟工夫。这样既可以真切把握两者的共性与个性，又可以彰显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和嬗迭蜕变的历史流程，从而拓宽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的场域。该书在诸如施蛰存与“新感觉派”的关系、施蛰存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与沈从文创作的比较等方面的阐述，也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审美感受的敏锐而细腻，对材料的爬梳剔抉也游刃有余。

　　整体看来，《海派文学研究》不失为一部“既见一叶、又见森林”的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它让读者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历史的丛林中近观海派文学一叶，近观它清晰的叶脉和斑驳鲜艳的颜色。

本文作者：梁伟峰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从科技创新方面来看，世博会代表了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推动现代科技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像1851年伦敦世博会展出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1853年纽约世博会展出了电梯……上海世博会将有更多现代科技创新成果进行相互交流。

　　从文化艺术方面来看，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文化艺术重要的交流平台，对中华文化和包括海派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来说，是难得的向世界展示和向世界学习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有灵性与生命活力的。每个城市都有各不相同的历史人文精神和个性特点。上海是中国的一座迅速崛起的沿海移民城市，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与开埠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海派文化的发展，正与办好上海世博会的基本要求相符合。而海派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是和世博宗旨相一致的。因此，海派文化应该也可以在办好上海世博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运用世博会提供的交流平台，与来自世界各参展国家相互交流、学习、借鉴、探讨，促进上海城市的建设，推动海派文化的发展，定能达到互动双赢。

　　●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文化艺术重要的交流平台，对中华文化和包括海派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来说，是难得的向世界展示和向世界学习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

　　●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与开埠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世博会将推动海派文化的发展，定能达到互动双赢。

　　不老的时间老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走到2002年12月3日这一天时，中国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世界终于选定了中国，选择了上海。从此，我们开始了紧张有序的世博会筹备工作。自进入倒计时600天以来，办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更是与日俱增，筹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

　　如今，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只有不到300天了，时间老人的脚步仿佛也加快了，走过了158年漫长岁月，走在中国人追梦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就要走到上海世博会开幕的那一天。这可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一天，作为东道主的上海人怎敢稍有懈怠。

　　是的，自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上海商人徐荣村邮寄去12包“荣记湖丝”参展，中国人就开始了世博梦想———哪年哪月，世界博览会也能在中国的哪个城市举办呢?

　　从世博会对我国、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来看，必将有强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也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力量。据专家预测，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期184天，预计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乃至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都将十分明显，而更重要的精神文化收益，更不可估量。

　　从科技创新方面来看，世博会代表了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推动现代科技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像1851年伦敦世博会展出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1853年纽约世博会展出了电梯……上海世博会将有更多现代科技创新成果进行相互交流。

　　从文化艺术方面来看，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文化艺术重要的交流平台，对中华文化和包括海派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来说，是难得的向世界展示和向世界学习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有灵性与生命活力的。每个城市都有各不相同的历史人文精神和个性特点。上海是中国的一座迅速崛起的沿海移民城市，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与开埠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海派文化的发展，正与办好上海世博会的基本要求相符合。而海派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是和世博宗旨相一致的。因此，海派文化应该也可以在办好上海世博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运用世博会提供的交流平台，与来自世界各参展国家相互交流、学习、借鉴、探讨，促进上海城市的建设，推动海派文化的发展，定能达到互动双赢。

　　人，是城市的主人。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是上海的主人、海派文化的主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海人民越来越具有世界眼光、竞争意识，不甘落后而奋发图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派，其实质正如程十发先生所说，“海派无派”。勇于扬长避短、自觉克服缺点、力求与时俱进的上海人，对以往人们口中所谓的上海人“精明不高明”、“小气不大气”、“重钱不重义”的对外形象，事实说明是应该改变，也正在改变了。当然，上海人一定要在彰显海派文化精神、办好上海世博会的实践中，继续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努力争取做大写的中国人!大气的中国人!

　　上海世博会必将成功、精彩、难忘，海派文化必将更成熟、提高、发展，上海人也必将更可信、可亲、可爱。(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职教授)

来源： 解放日报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张爱玲，本名张瑛，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

　　1920年9月30日（一说为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临近苏州河，周边是鸿章纺织染厂）的一幢建於清末的仿西式住宅中。她的父母给她取名叫做张煐。张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晚清洋务派领袖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

　　1995年张爱玲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终年七十五岁。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张爱玲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小团圆》。

　　诗歌《雨》。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曾在美用十年时间细品《红楼梦》。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爱玲名字的来历　　爱玲十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瑛”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的随意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团结出版社《张爱玲传》）

　　张爱玲的译名现在比较多的是Eileen，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上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夏志清先生是张爱玲的一个发现者。在这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用多于鲁迅的笔墨介绍了张爱玲。

　 张爱玲的年表　　

　　1921年9月30日出生上海麦根路（今康定东路），取名张瑛。原籍河北丰润。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

　　1922年迁居天津。

　　1924年开始私塾教育，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

　　1925年母亲黄逸梵出洋留学

　　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三国演义》。

　　1930年改名张爱玲，父母离婚。

　　1931年秋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1932年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

　　1933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刊载第一篇散文《迟暮》。

　　1937年「国光」刊载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读书报告叁则》《若馨评》。

　　「凤藻」刊载《论卡通画之前途》。

　　中学毕业后

　　1938年，在困境中终于长成大姑娘的张爱玲再一次接受了命运的考验。她虽然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前往。

　　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　辍学开始投入文学创作「二十世纪」杂志刊载《婆媳之间》《秋歌》《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徵文第十叁名。

　　1943年「紫罗兰」杂志连载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杂志」月刊刊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

　　「万象」月刊刊载《心经》《琉璃瓦》。

　　「天地」月刊刊载《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

　　「古今」月刊刊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

　　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等三人在当时的上海，张爱玲不仅是个有名的才女，更是著名的时尚中人。她穿的衣服都由自己亲手设计，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很大胆，这也成为了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人情练达，但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她后半生的凄凉结局。

　　1944年「万象」月刊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杂志」月刊刊载《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么》《忘不了的画》《等》《年轻的时候》《花凋》《爱》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天地」杂志刊载《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道路以目》《烬馀录》《谈女人》「小天地」杂志刊载《散戏》、《炎樱语录》「苦竹」月刊刊载《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 阿小悲秋》。

　　1945年「杂志」月刊连载《创世纪》《姑姑语录》《留情》《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吉利》《浪子与善女人》译作「小天地」月刊刊载《气短情长及其他》「天地」月刊刊载《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自篇《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

　　抗战胜利

　　　1947年「大家」月刊刊载《华丽缘》《多少恨》。

　　《传奇》增订本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太太万岁》改篇电影。

　　　与胡兰成离婚

　　1948年上海「亦报」连载《十八春》（後改名《半生缘》）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

　　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1952年避居香港。

　　1954年《秧歌》、《赤地之恋》在「今日世界」连载，後在香港出版英文本及中文本。

　　《传奇》改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出版。

　　今日世界出版社刊行译作《无头骑士》。

　　1955年秋天离港赴美。

　　拜访胡适。

　　1956年得EdwardMacDowellColony的写作奖金1956年8月，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结婚。

　　1966年香港「星岛晚报」连载长篇小说《怨女》。

　　《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67年赖雅去世。

　　获邀任美国纽约雷德克里芙学校驻校作家。

　　着手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68年《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皇冠」杂志、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半生缘》社出版。

　　1969年《半生缘》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皇冠」杂志发表《红楼梦末完》。

　　转入学术研究，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1972年自「中国研究中心」离职出版。

　　1973年定居洛杉矶。

　　「幼狮文艺」刊载《初评红楼梦》。

　　1974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载《谈看书》《谈看书後记》。

　　1975年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

　　「皇冠」杂志刊载《二详红楼梦》。

　　1976年《张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联合报」刊载《叁详红楼梦》《张看自序》。

　　1977年《红楼梦魇》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79年「中国时报」社刊载《色·戒》出版。

　　1981年《海上花列传》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83年《惘然记》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幼狮文艺」刊载《初评红楼梦》。

　　1984年「联合文学」刊载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

　　1987年《馀韵》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88年《续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91年《张爱玲全集》典藏版；《秧歌》《赤地之恋》《流言》《怨女》《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惘然记》《续集》《馀韵》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92年《爱默森选集》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93三年完成《对照记》。

　　「联合文学」刊载电影剧本《一曲难忘》。

　　1994年《对照记》由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95年9月8日逝世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享年七十五岁。

　　9月19日林式同遵照张爱玲遗愿，将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张爱玲的生日，林式与数位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

　　张爱玲文学生涯1943-1945抗日战争胜利,张爱玲的小说精致、圆熟，笔触冷静又充满世俗情趣，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能有这样的才情，使得上海文坛受到了不小的震动。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1945-1952去香港前,1952-六十年代到美定居前,定居美国到逝世.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柢，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张爱玲作品年表　　

　　一、小说

　　《不幸的她》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1932年，为作者处女作，（华东师大陈子善考证）。

　　《牛》，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1936年。

　　《霸王别姬》，《国光》第九期，1937年。

　　《沉香屑第一炉香》，上海《紫罗兰》杂志，1943年5月，收入《传奇》。

　　《沉香屑第二炉香》，《紫罗兰》，1943年6月，收入《传奇》。

　　《茉莉香片》，上海《杂志》月刊第11卷4期，1943年7月，收入《传奇》。

　　《心经》，上海《万象》月刊第2—3期，1943年8月，收入《传奇》。

　　《倾城之恋》，《杂志》第11卷6—7期，1943年9—10月，收入《传奇》。

　　《琉璃瓦》，《万象》第5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封锁》，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连环套》，《万象》7—10期，1944年1—6月，收入《张看》。

　　《年青的时候》，《杂志》第12卷5期，1944年2月，收入《传奇》。

　　《花凋》，《杂志》第12卷6期，1944年3月，收入《传奇》。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第13卷2—4期，1944年5—7月，收入《传奇》。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第14卷2期，1944年11月，收入《惘然记》。

　　《等》，《杂志》第14卷3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桂花蒸阿小悲秋》，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留情》，《杂志》第14卷5期，1945年2月，收入《传奇》。

　　《创世纪》，《杂志》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1945年3—6月，收入《张看》。

　　《鸿鸾禧》，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收入《传奇》。

　　《多少恨》，上海《大家》月刊第2—3期，1947年5—6月，收入《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小艾》，上海《亦报》，1950年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十八春》，上海《亦报》连载，1951年出单行本。

　　《秧歌》，香港《今日世界》月刊，1954年。

　　《赤地之恋》，香港《今日世界》，1954年。

　　《五四遗事》，台北《文学》杂志，1957年，收入《惘然记》。

　　《怨女》，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1968年。

　　《半生缘》，1968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收入《惘然记》。

　　《相见欢》，收入《惘然记》。

　　《色·戒》，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9年，收入《惘然记》。

　　《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

　　（以上三篇约作于1950年，发表时间晚。）

　　《小团圆》（创作于1970年，于2009年2月23日在台出版，4月8日在大陆出版发行，引起热议。）

　　二、散文

　　《迟暮》，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3年刊。

　　《秋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6年刊。

　　书评四篇，《国光》第1、6期，1936—1937年。

　　《论卡通画之前途》，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牧羊者素描》，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心愿》，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天才梦》，西风出版社征文，1939年，收入《张看》。

　　《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5期，1943年8月，收入《流言》。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更衣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公寓生活记趣》，《天地》第3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道路以目》，《天地》第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必也正名乎》，《杂志》第12卷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烬余录》，《天地》第5期，1944年2月，收入《流言》。

　　《谈女人》，《天地》第6期，1944年3月，收入《流言》。

　　《小品三则》（包括《走！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流言》。

　　《论写作》，《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张看》。

　　《童言无忌》，《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造人》，《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打人》，《天地》第9期，1944年6月，收入《流言》。

　　《说胡萝卜》，《杂志》第13卷4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私语》，《天地》第10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中国人的宗教》，《天地》第11—13期，1944年8—10月。

　　《诗与胡说》，《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写什么》，《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传奇〉再版序》，1944年9月。

　　《炎樱语录》，上海《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散戏》，《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第13卷6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谈跳舞》，《天地》第14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夜营的喇叭》《借银灯》《银宫就学记》《存稿》《雨伞下》《谈画》（以上均收入《流言》中，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

　　《气短情长及其它》，《小天地》第4期，1945年1月。

　　《〈卷首玉照〉及其它》，《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

　　《双声》，《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

　　《吉利》，《杂志》第15卷1期，1945年4月。

　　《我看苏青》，《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

　　《姑姑语录》，《杂志》第15卷2期，1945年5月，收入《张看》。

　　《中国的日夜》，收入《传奇》增订本，1947年。

　　《华丽缘》，上海《大家》月刊创刊号，1947年4月，收入《惘然记》。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收入《传奇》增订本。

　　《〈太太万岁〉题记》，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1954年7月。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1964年。

　　《忆胡适之》，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后记》，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红楼梦魇〉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张看〉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

　　《〈惘然记〉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1983年10月1日、2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1984年1月3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表姨细姨及其他》，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谈吃与画饼充饥》，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嗄？”？》，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草炉饼》，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三、电影剧本

　　《未了情》，1947年。

　　《太太万岁》1947年。

　　《情场如戏场》（改编），1956年摄制，收入《惘然记》。

　　四、学术论著

　　《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海上花列传〉评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1981年。

　　五、译文

　　《海上花列传》（汉译英）。《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与人合译，英译汉）。

　　她的小说《色·戒》被著名导演李安拍成电影。 《色·戒》的创作灵感来自王尔德的《薇拉》（Vera）。王尔德是张爱玲一直崇尚已久的偶像，她的个性与作风将王尔德模仿得淋漓尽致，简直是一个翻版。 张爱玲爱情故事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20世纪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故居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无疑是一幢非常女性化的大楼——肉粉的墙面夹杂咖啡色的线条,多半是时间的关系,这幢大楼看上去有些暗暗的色调,仿佛沾染了灰的,旧日里女人用过的胭脂扣。楼前一排梧桐,倒是依旧生气勃勃的模样。

　　这坐落在静安寺附近热闹街头的房子,便是才女张爱玲的公寓旧居,当年的名字是爱丁堡公寓(Edingburgh House)。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和姑姑住在51室；1942年搬进了65室(现在为60室),直至1948年。她笔下妙趣横生的《公寓生活记趣》,说的便是这座大楼里的喜忧了。

　　“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梅雨时节,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她这样写道。

　　然而抱怨之余似乎还能体味到更多琐碎的乐趣,比如“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再比如“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像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真是妙趣横生,足以让人回嗔转笑的。毕竟,有什么好计较的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如果轻轻推开虚掩的大门,就能看见昏暗门厅里坐着的电梯管理员,张爱玲经常提起的老式的奥斯汀电梯内,却漆上了刺眼的绿油漆。

　　电梯上到六楼,便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因为敲门不应,胡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一场孽缘就此蔓延开来。

　　对于张爱玲来说,爱情只要欢娱静好即可,甚至不顾胡兰成正为日本人做事。当胡离开上海时,张对她说：你可化名张牵,亦可叫张招,天涯海角,总有我在牵你招你。而胡兰成似乎无意厮守终身。1946年11月,胡兰成悄悄回上海张爱玲寓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张爱玲告别。

　　 在胡兰成离去之后,张爱玲坐拥旧公寓里的老时光而不能自拔,正像她曾说过的,在这里,“我将只是萎谢了。”

　　聆听那平静的声音

　　我在书架可以一眼看到的地方，放上了许多张爱玲的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喜欢看她的书而已，心情平静或烦躁的时候，翻一翻她的书，让那种自然而平静的话语，引起心中的感悟，或者只是单纯地去欣赏那种美感，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平静、自然、睿智。

　　朋友每每走过书架，有时总会说一句张爱玲，不管我是不是在看她的书。他们会理解一个人喜欢某个作家，但在心底上，他们是忽略的。大学几年了，在现实中遇到的众多朋友同学中，竟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喜欢张爱玲的，更别说坐在一起讨论一下了。没有人问我喜欢张爱玲的原因，所以我想的答案只是为了答复自己而已。容我述说，最初喜欢张爱玲可能也是她的奇特，不仅作为一个出色的女作家，还有她的为人。那时候很是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所读的课本上完全没有出现一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那时候是很简单的，或许就因为她在课本上从未出现，让人对她有一种想深入了解的想法吧。

　　以后每一次去图书馆总要借一些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来看，包括金宏达主编的那套书，刘锋杰的想象张爱玲，还有许多许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以说，只要是有关她的书，我都会借来看。看是看了不少，但我不敢说我自己对张爱玲的理解有多深，那些题外的话语再多又能怎样呢。每个人对同一个人都会又不同的认识的。

　　或许又人会说看太多张爱玲会让人感到悲凉，对人生失去了乐观。或者又些人觉得“张爱玲只是一个不无庸俗的作家，被世俗倾向包裹着因而缩手缩脚，至多也只是一个冷面的但能深刻地描写人生的作家。”然而我还是觉得她是伟大的，能把世俗生活写成这样的人，能用她那冷漠平静的声音述说的人。

　　我喜欢她的散文多于她的小说，因为再她的散文里，随时都可以看到她那机警与一种生活的心情，可以听到她那平静而悠扬的声音，再我们的心灵内外散开。有这种感觉，也许就已经足够了。

　　只是轻描淡写，便可呵成一片苍凉的气氛，这就是张爱玲了。从1943年到现在，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她，但她那冷漠而平静的声音，那轻描淡写的语句，还在触动着我们越来越封闭的心。

　　能聆听到这种声音，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名门。1942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40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创作擅长心理分析。1952年赴香港。1966年定居美国，后死于公寓。

　　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当时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图片-新闻-网页）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魅力永具的天才女作家

　　张爱玲的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因为热闹对于她来说早已是过眼烟云。 张爱玲经典散文　　天才梦

　　到底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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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姑姑语录 中国的日夜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张爱玲小说集》自序 忆胡适之

　　《张看》自序 《红楼梦魇》

　　自序 《多少恨》前言

　　惘然记

　　谈看书　

　　谈看书后记

　　《续集》自序 关于《笑声泪痕》

　　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

　　表姨细姨及其他

　　谈吃与画饼充饥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张爱玲文集总汇　　

　　卷一：长篇小说

　　半生缘

　　卷二：长篇小说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怨女

　　小团圆

　　赤地之恋

　　秧歌

　　卷三：散文(39-47年作品)(1)

　　童言无忌

　　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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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樱语录

　　写什么

　　造人

　　打人

　　诗与胡说

　　有女同车

　　私语

　　忘不了的画

　　谈跳舞

　　谈音乐

　　卷四：散文(39-47年作品)(2)

　　公寓生活记趣

　　夜营的喇叭

　　必也正名乎

　　借银灯

　　银宫就学记

　　存稿

　　雨伞下

　　谈画

　　自序

　　姑姑语录

　　论写作

　　天才梦

　　代序

　　中国人的宗教

　　《卷首玉照》及其他

　　双声

　　气短情长及其他

　　我看苏青

　　华丽缘

　　中国的日夜

　　附记

　　卷五：散文(52年以后作品)(1)对照记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

　　罗兰观感

　　被窝

　　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嘎？》

　　草炉饼

　　笑纹

　　卷六：散文(52年以后作品)(2)

　　自序

　　关于《笑声泪痕》

　　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

　　表姨细姨及其他

　　谈吃与画饼充饥

　　惘然记

　　忆胡适之

　　谈看书

　　谈看书后记

　　自序

　　再版自序

　　卷七：中短篇小说(43年作品)

　　金锁记

　　倾城之恋

　　茉莉香片

　　第一炉香

　　第二炉香

　　封锁

　　散戏

　　卷八：中短篇小说(44年作品)

　　琉璃瓦

　　心经

　　桂花蒸 阿小悲秋

　　年轻的时候

　　花凋

　　红玫瑰与白玫瑰

　　连环套

　　卷九：中短篇小说(45年以后作品)

　　等

　　殷宝滟送花楼会

　　小艾

　　创世纪

　　留情

　　鸿鸾喜

　　多少恨

　　浮花浪蕊

　　相见欢

　　卷十：文学评论 《红楼梦魇》

　　卷十一：译注《海上花开》

　　卷十二：译注《海上花落》

　　卷十三：译作《爱默森选集》

　　卷十四：剧作暨小说增补/张爱玲年表《情场如战场》

　　五四遗事——罗文韬三美团圆

　　色·戒